梁益堂其人

近读《陕西师范大学校史》（1994年版），在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郭琦为该书所作的《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感内疚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人，如将张文华、梁益堂等同志定为极右，……”张文华时为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梁益堂何许人也，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30多年以后还为此而深深自责呢？

梁益堂，1902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一个中农家庭。1925年1月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后，即开始了漫长的以教书和从事新闻工作为掩护的革命生涯。在中共陕西党史上，是一位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人生经历复杂、命运曲折坎坷的传奇人物。

1925年，梁益堂在渭南县赤水农校任教，由于同情工农，思想进步，由王璋峰、郑云亭介绍，于当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党的指示，在赤水一带领导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和红枪会等群众组织，在西北高原呼应全国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并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曾担任过中共渭南县委宣传部长，陕东特委委员，陕西省委视察员；192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1933年，被委派担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未到职即被国民党逮捕）。1939年失掉组织关系。后一直在西安、渭北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学教员、校长、咸阳市政协副主席、陕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6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安师范学院，担任函授部代主任。1957年整风反右时，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因“陶铸叛徒案”牵连，被迫害致死。

梁益堂历史上曾五次被反动当局逮捕。

1926年秋，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围攻西安，与守城的杨虎城、李虎臣相持半年之久。其间，镇嵩军在渭南一带大肆清查所谓“赤党”，是年中秋节的前几天，驻赤水镇嵩军某部将梁益堂以“赤匪”嫌疑逮捕。直到冯玉祥率部入陕，镇嵩军溃败出关，梁始得自由。1929年，梁益堂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视察员期间，在陕北视察工作结束后南下途中，因护照名字问题在绥德县境内被扣留。十余日后由驻耀县甄寿珊部证明，即获释放。1930年8月，梁益堂奉党的指示，以在汉中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为掩护，在汉中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并担任中共陕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1930年10月8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组织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镇压，团省委书记薛永寿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梁益堂的组织关系，名字是梁的原名梁德邻。汉中反动当局接报后，把梁益堂作为嫌疑犯关押在南郑县拘留所。不久，杨虎城部入陕，政局有变，梁获释放。1932年，梁益堂在西安省立中山中学、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时，党指派他在教师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下半年，西安学潮迭起，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逮捕梁益堂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根据梁益堂的处境，省委决定派他到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担任政治委员兼随军记者。正当他准备动身赴陕北就职时，于1933年3月16日在西安柴家什子被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与陶铸、潘梓年、章汉夫、楼适夷等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七七事变”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出狱。梁出狱返回西安后，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担任记者，参加西安新闻界地下党组织活动。1939年初，新闻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翰伯同志离开西北文化日报社去重庆，由于时局变化，党支部停止活动，改为单线联系，组织未与梁联系，梁遂失掉了党的关系。梁益堂第五次被捕是在1947年6月初，当时他已失掉组织关系多年。时任西安《建国日报》副社长，1947年春夏之交，西安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六·二”罢课斗争，在国民党陕西当局进行的大逮捕中，梁益堂因同情、支持进步学生亦被捕。被关押97天后经保释出狱。

对梁益堂的五次被捕，1957年肃反时组织上就有“政治上无问题”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对梁益堂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复查，得出了“梁益堂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在失掉组织关系后，仍表现进步。五次被捕，没有破坏党的组织和出卖同志等行为”的政治结论。

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梁益堂响应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大胆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的号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西安师院》报上发表了《揭露本院工作中的矛盾——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西安师院》1957年5月8日）的署名文章，提出了“数量发展的快，质量提高的慢”、“勤俭办学是方针，但浪费现象普遍严重”、“助教需要培养提高，但老教师力量有限”、“干部、工人需要房子，但‘僧多粥少’，无法满足”、“学生求知欲很旺、很高，但师资力量薄弱、设备也不完善”等8对矛盾和解决办法。在《陕西日报》发表了《省委对“鸣”“放”方针有抵触情绪》（《陕西日报》1957年5月15日）、《急起直追修好党群关系》（《陕西日报》1957年6月5日）等文章，对党群关系的现状及改善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后来都成为梁益堂向党进攻的“证据”，在西安师范学院甚至在陕西省对其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最终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撤消一切职务，分配待遇较低工作的处分（被分配到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

1979年，陕西师范大学党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精神，对梁益堂整风反右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结论为：“经复查，梁在57年鸣放中，对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认识不完全正确，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经陕西师大党委1979年2月27日决定，原划极右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这样一位经历复杂的人，“文化大革命” 肯定是在劫难逃了。梁益堂因为第四次被捕后，与陶铸等人同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文革”中，被“陶铸叛徒案” 株连，1967年8月由红卫兵从陕西师范大学“揪”到北京批斗，1968年3月16日在北京被捕入狱，这是梁益堂一生中的第六次入狱，然而这一次没有前几次幸运，1974年他屈死狱中。

从笔者接触的材料看，“文革”期间，对梁第四次被捕在狱中的“罪行”的审查，主要涉及三件事。一是梁被捕由西安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认为梁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数次派人与梁谈话，诱其自首。梁在第一次谈话后，由于不承认党的组织关系和鼓动学潮等问题并作了辩解，敌人让梁将其的辩驳写一个书面东西，梁写了，被认为是写了自首书。梁益堂在1955年11月19日写的《补充材料》中写道：“我未经深思熟虑就答应了，并立即写了……。”“至于叛党或反对马列主义，我保证一个字也没有。”二是1934年夏，监狱当局以考试形式寻找写字画画的人，因梁有书法特长，被录用，做些抄写、保管寄存物品等牢役，梁被认为是叛变革命，为敌人做事。三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有狱中“陶铸、梁益堂等人以全监犯人的名义上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要求释放抗日”之说，被认为是向国民党当局屈膝投降，是叛党行为。

“文化大革命”中，梁益堂因以上“罪行”被定性为“叛徒”。“文革”结束后，随着“陶铸叛徒案”的被彻底否定，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对梁益堂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审查，得出了“原中央专案一办陶铸专案组给梁益堂同志定为‘叛徒属敌我矛盾’是错误的，应予否定。对梁益堂同志因此被迫害致死，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明确结论，彻底清除了蒙盖在梁益堂历史档案上的政治尘埃。

（杨克勇 摘自《陕西档案》2006年1期 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