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耄耋之年的霍松林先生最近欣然命笔，为即将出版的《于右任书联集锦》撰写序言。霍松林早年受知于民国政府监察院长，著名的教育家、诗人、书法家于右任，那是一段传奇的经历，霍松林先生对记者说，年华易逝，我如今已经是85岁的老人，在这样的年龄，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

　　记者：霍先生，您受于右任先生的知遇之恩，听说，您上大学的学费都是于先生支持的，你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是文坛的佳话了。您认识于先生的时候有多大年龄？

　　霍松林：1947年，20多岁，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写作，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刊物上发了不少诗词、随笔还有学术文章。当时，于老任监察院长，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监察委员，我的老师汪辟疆教授、卢冀野教授都在里面。有一次，在监察院会间聊天，两位老师提到我，说这个从西北来的学生才华出众。于老很感兴趣，他当时就说，西北在周秦汉唐的时候很出人才，宋代以后经济南移，西北落后了。现在是江浙财团的天下，但西北还是有人才的。我看这个霍松林就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家境非常贫寒，读书期间靠写文章赚点钱补贴生活，汪老师很熟悉这个情况。所以，于老这么一说，汪老师就抓住机会讲，这个学生很清贫，学费都成问题，您能否帮助介绍个工作？于老马上说，学生做工作影响学业，你让他来见我，我供他学费。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记者：于右任先生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当时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啊，您就这么认识他了？

　　霍松林：是啊。汪老师回到学校后，要我拿上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去拜见于老。第一次到宁夏路1号拜谒他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后来，去的次数就多了。每次到他那里，谈话结束，最后一个“程序”就是，他从旁拿过宣纸，写个条子给我，让我到财务处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于老非常节俭，批这种条子用的纸都是废弃的边角料。后来有人说，你要是把他这些条子都积攒起来，更有价值。这话不错，但我当时的确需要钱，所以都送到监察部的财务处换了学费了。说到于老的“条子 ”还有一个故事。1948年春，他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友人问他，你拿什么和人家选？他笑道，条子———不过不是金条，是自己的手书“为万世开太平”的纸条子！于老当时为了竞选，在短时期内日夜挥毫，遍赠“国大代表”，他写字的时候，我曾为他拉纸。每一条幅都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张载的名言，于老奉为座右铭。他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也是从这里来的。

　　记者：前年您接受本报专访(《美才今见霍松林》人民政协报2003年11月)，谈到于右任先生在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夕心绪颇不宁静，那时候您是否随侍在他的身边？

　　霍松林：我大学一毕业就到监察院当了科员，实际是给他做秘书。1949年5月初，监察院迁广州，他住贝通津5 0号。每到周日，我就和同学冯国璘去看他，聊天。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又去。于老穿着白府绸中式裤子下楼，他对我们说，广州太阳晒人，月亮也晒人，一夜没睡好，然后和我们坐在靠南窗的沙发上聊起来。我给他看我的近作《题李啸风〈劫余剩稿〉》(大器方能开世运，至人始信出民间)，他从这首诗发挥开去说，来自民间的人了解民间的疾苦，多能忧国忧民，凡事从国计民生着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天下怎能太平？

　　就是这一次，他清楚地说出了自己并非反对共产主义，只是在考虑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话。

　　记者：您上面提到的同学冯国璘后来是追随于右任先生到了台湾。您最后一次见于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霍松林：1948年8月，监察院部分人员向重庆疏散，我和冯国璘接到通知13号飞渝。我们12号晚到于老宅中辞行。他当时正开会，听说我们来告别，立即离开会场，拉着我们的手依依惜别。到了重庆，我在南京大学的老师陈匪石约我到南林学院教书，我就长住在南温泉。11月27日，我忽然接到冯国璘前一天寄出的信，说于老从香港飞来，要我立刻去见。当时天已很晚，班车停开，中间还隔着长江，等我次日(28日)赶到监察院时，于老已于上午飞走，国璘也乘汽车赴成都转了台湾。再过一天，重庆便迎来了解放。

　　记者：在重庆解放之际，于右任先生突然飞回重庆，是不是很出乎大家的预料？

　　霍松林：是。那一段时间，于老一直住香港。重庆监察院陕甘同乡会估计他会飞北平，谁也没想到他会飞重庆。后来听说是蒋介石当时在重庆，于老到重庆后就要求蒋送他回香港治病，蒋答应了，但却用那架专机把他送到了台湾。可于老为什么要在这时匆匆回一趟重庆呢？1996年我到澳门讲学，梁披云先生设宴洗尘。梁老是于老任上海大学校长时的学生，我们席间围绕于老谈话。他向我透露，1949年，于老住香港并没去台湾的打算，几个学生谈到要陪同他到南洋去，他很赞同。但那一次当于老听说有便机可到重庆时，立刻登机而去，他是想救杨虎城。可当他到了重庆，才知道杨已经遇害了。

　　记者：您当时和于先生是一天之差，失之交臂。您的同学冯国璘随同于老去台湾，改革开放后回来见过面，是吗？

　　霍松林：冯国璘的长兄冯国瑞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精于诗文书法和考古，国璘也非常有才华。他大学毕业就到于老身边做秘书了，一生追随于老。他1990年给我长信，把于老签名送我的照片和墨宝随信寄给我。那时他已经得了癌症，但还是由他出资，由我联系，找到了抗战时期于老为麦积石窟撰书的巨幅对联，刻石立碑。1993年，他自知来日无多，由夫人陪伴来西安看我，同时把于老自撰自书的《呻吟语》长卷交我珍藏。

　　记者：他给您带来了于先生晚年的信息。

　　霍松林：相聚中，我们畅谈往事。他告诉我于老晚年对我的牵念。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在台湾不算富，但一直很满足。你知道吗？我是有发大财的机会的。1960年前后，多次有海外华侨汇巨款赠送于老，每次款来，我都去报告，于老总是说：“转给大陆救灾总会！”连数额都不问。我如果扣下一笔，不就发大财了吗？他追随于老，非常的廉洁。我因此想起曾借阅过台湾出版的《于右任年谱》，年谱中有“1963年4月18日因喉部不适，被家人送入石碑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由于无力支付巨额费用，一再要求出院……勉从本人意愿，移家休养”的记载，而且这样的事情在年谱中记录了多次。于老晚年一方面把巨额的款项转给大陆救灾总会，一方面自己靠借债维持生活，无钱不愿住院。想到于老的这些事情，我真是心潮起伏。

　　记者：将出的《于右任书联集锦》，是怎样一本书？

　　霍松林：这是于老的侄孙女于媛编辑的，于媛是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和陕西于右任书法研究会副会长。这部书我看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大，选择精。二是其中不少于书楹联作品是大陆目前出版物中没有出现过的。

　　我在第一次谒见于老的时候就听他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词书法都是“馀事”。但“馀事”也必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于老的书法，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以魏碑为基础参以篆隶，在行楷中开拓新路。30年代后，专攻草书，吸取章草、今草、狂草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不断创新，创立“标准草书”。于老认为，写草书效率高，节省时间，但历代书家只追求美观，信笔挥洒，难学难认，很难在群众中普及。有鉴于此，于老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从大量前人的草书中筛选出最优美的字加以系统化整理，缔造出一个崭新的标准化草书体系，使草书兼具了审美和实用的功能。于老晚年书法，已臻化境，外柔而内刚，笔简而神完，落落大方而心平气和，平易近人而情深意厚，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动人的节奏感和醉人的神韵美。观赏他的书法，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坚忍不拔的灵魂在用书法歌唱，歌唱民族文化，歌唱民族精神，歌唱民族的希望。《于右任书联集锦》，完全可以使我们体认到这一点。本报记者王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