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林，男，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人，1935年3月生。东汉名将马援之后。历史学教授。
马正林先生先后在扶风县七里桥小学、新店小学、扶风中学、宝鸡中学读完中小学，1956年考入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陕西师范大学从事历史地理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丰富，成绩卓著，著、主编、参编出版的专著达二十二部，发表论文九十篇，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享有一定声望，国内外许多报刊都报导过他的研究成果。
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马先生担任助教达18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198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春晋升为教授。
马先生教学认真负责，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六大古都、中国历史地理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培养硕士研究生16名，指导高校进修生6名。由于先生对历史地理学融会贯通，从不照本宣科，每次上课只带几根粉笔，讲课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活泼，形式多样，许多难点以图显示，并与学生互动，允许学生随时提问，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并先后给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内蒙古教育学院、西安教育学院、宝鸡师范学院等院校讲授过西安历史地理，受到这些院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后缺少教材的问题，他率先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地理教材《中国历史地理简论》，系统讲述了中国历史地理的演变，被全国几十所院校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哺育了一代历史地理学新人，并被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图书馆收藏。
马先生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后的1976年，先生为赢得失去的时间，全力以赴投入教学科研第一线，日以继夜奋力拼搏，迅速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先生以西安历史地理为题，1976年即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论文，使《陕西师大学报》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开辟历史地理研究专栏的学术刊物，蜚声海内外。关于西安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论文，1977年即由西安市城建局集结为城建科技资料，呈送省市领导参阅。197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丰镐—长安—西安》为名正式出版，一次印刷五万余册仍供不应求，并连续重印过三次。该书在历史地理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这是荒疏以后在全国率先出版的第一部历史人文地理著作，引人注目，势所必然。
先生对科学研究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并独辟蹊径，一贯主张历史地理研究必须把文献资料与野外考察紧密结合起来，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为宗旨，使历史地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增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先生每年春秋都要出外考察，每年的考察时间均在三个月以上，其足迹涉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几乎遍及全中国。经过长时间的野外考察，收集到了丰富的资料，占有了书本上从未有过的基本知识，大大提高了著作的科学性，使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先生在山东考察黄河时，依据打井资料和当地的地理形势，确定了元代黄河泛滥淤平的梁山泊湖盆及其深度，就对当地治理洪涝灾害很有帮助。在安徽考察运河时，对长期以来有争论的“巢肥运河”问题作出了准确答案，纠正了《水经注》记载的错误。《水经注》认为在安徽肥西县将军岭，肥水和施水同源而分流，因此有人认为在将军岭有一条“巢肥运河”存在。经过先生实地勘查后证明，当地确有挖掘运河的遗迹，但并未挖通，不存在“巢肥运河”。据与先生同行的安徽省水利厅工程师说，即使挖通了由于水源不足，无法行船，也不能称为运河。1979年在郑州举行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黄河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达300余人，先生也参与其中。会上有人主张在广武山以北的桃花峪修建水库，拦截黄河，以解决山东洪灾问题。先生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此前先生在考察运河时，曾两次登上广武山和大伾山，寻求唐宋汴河口的遗迹，结果一无所获。因为广武山以北的汴河口早已被黄河圮毁，就连大伾山、广武山也被黄河毁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岌岌可危。如果在此修建水库，不仅广武山将不复存在，京广大动脉和中原重镇郑州会立即受到黄河的严重威胁。先生把自己的意见撰写成著名的论文《大伾山、广武山与黄河》一文，发表在1980年的《陕西师大学报》上，并得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中科院院士谭其骧教授的赞赏，收集在由他主编的《黄河论丛》一书中。桃花峪水库的建议也由此作罢，库址被选择在了小浪底。1984年在杭州考察运河时，先生在钱塘江大桥附近找到了隋代运河通钱塘江的遗迹，为今天京杭大运河沟通钱塘江的工程提供了依据。
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先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万里长城的兴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和在下游的淤积规律，黄土高原森林的变迁，长江下游河道的演变，中国运河的兴起、发展与衰落，都有了明晰的认识，获得了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科学知识，对他后来的科研道路和著作的科学性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无怪乎先生经常说，凡他写到的地方无不进行过实地考察，其言外之意，所论述的问题，事实准确，言之有据，绝无空话。事实正是如此，凡读过先生著作的人，无不对此有同感。
先生身居古城西安数十年，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著名古都西安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先生的著作中有关西安的专著达数本，论文数十篇。同时鉴于城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火车头作用，遂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扩展到全国城市，主攻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率先出版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把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推向了高峰。先生对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同行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第一次把城墙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对历史上的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第一次对中国城市的共性进行归纳；第一次对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和原则进行系统评价和概括，等等。这也正是对先生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学术水平的准确评价。
古城西安在中国六大古都中是建都时间最长的，是汉唐盛世的政治中心。先生身处名城，情有独钟，从1974年起，趁“文化大革命”的间隙即研究西安历史地理。他骑自行车跑遍了西安各个地方，后来给学生讲六大古都时，对西安特别讲得头头是道，被学生誉为“西安通”。西安既是一座古城，也是一座新兴的发展中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历史地理问题不少，先生即结合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为西安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和理论根据。他先后研究了历史上的西安城市供水、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汉唐长安城的园林、西安城址转移的地理基础、汉长安城兴起以前西安地区的自然环境、汉长安城形状辨析、中国的城墙与城市等专题，都是为了今天的西安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依据。他的著名论文《由历史上西安城的供水探讨今后解决水源的根本途径》一文，就是为了配合如何解决西安城市供水而撰写的，为解决西安城市供水提供了科学依据，解决了一直困扰西安城市建设的一个巨大难题。该文在《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陕西省情报研究所把该文摘要刊发在《科技动态》第67期上，供省市领导决策参考。国家教委也把该文收集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选编》一书中，作为当时全国历史学研究的三大成果之一。实践证明，该文对推动西安市开辟地面水源、建设黑河水利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对未来西安市到底依靠开采地下水还是开辟地面供水争论不休，影响领导下定决心。《唐长安城平面布局的地理特征》一文，更是对如何解决西安城市建设中的古城保护与未来发展提供了直接依据。今天西安城市建设中的棋盘式格局正是唐长安城平面布局特点的延续。他的这篇著名论文1983年在谭其骧院士主编的《历史地理》上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许多书刊都引用该文的插图和观点，并被收集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作为20世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三十篇代表作之一。由于先生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和学校科研奖二十余次，并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马先生不仅对学生的要求也极其严格，而且严于律己，治学严谨，堪为师表，深受学生的尊敬。他虽然教学科研任务繁忙，还积极参加了西安市二十年城市规划和宝鸡市、渭南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旅游协会常务理事和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以及《历史地理》编委等。另外，先生还先后担任过历史系工会组织委员、陕西师大校工会副主席、分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96年退休后一直担任《兵工科技》杂志总编，继续为中国的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目前他仍在伏案审稿，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使《兵工科技》越办越红火，跻身全国数十种军事杂志的前5名，被认为是在国内外最具权威影响的军事杂志之一。
（党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