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阴历十月初十，咸阳北塬上的南上照村一名男婴呱呱落地。这就是后来学名叫作刘学林的公民。
刘学林同志的少年时代是快乐的，单调的。他经历过咸阳娃特有的攀爬冢疙瘩、围着冢疙瘩藏猫猫的嬉戏，也同所有关中娃一样，行走在背馍就（吃）酸黄菜的求学之路上。他的理想是做个相公娃（杂货店的店员）。
1949年解放后，土改时家庭被订为地主成分，父亲是地主分子（但母亲是贫农）。当时，刚刚升入高中的学林同志，当他把家中的农具装在独轮车上，走在送往土改工作组的路上时，心想当相公的理想实现不了了，就在家当农民吧!辍学两周之后，周陵中学的班主任马超凡老师（后在陕西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亲自到他家中，鼓励他继续读书，不能放弃。这样他才重新走进了学校。每当他回忆起这段改变他一生的经历时，对马老师的景仰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刘学林同志1953年毕业于咸阳中学，同年考入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中文系。1954年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8月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是一个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年代，他先后担任过班主任、团总支书记、系秘书。他干工作热情饱满，吃苦耐劳，全力以赴。他组织学生炼铁炼焦，带领学生到陕南采集红色山歌，编教材，写讲义，作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好评。那也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时代，他也组织学生批判过“反动学术权威”，反击过“右倾翻案”风，……其中过激的言行伤害了一些老先生，也影响了一些青年学子的前程——“文革”后他才醒悟到这一点，从内心深处感到反省和自责。
1962年调入古典文学教研室，师从朱宝昌先生从事先秦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开始了下半生的学术之路。行政人员能否搞好业务，这是他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搞业务，是他多年来的期盼和追求，他异常珍视这次机会。一向被人们认为热情高、干劲大的他，这时变得沉稳而又执着。他认真地完成每一次先生布置的作业，每天早上大声诵读或背诵先秦的经典名篇，广泛涉猎有关论文、论著……他想通过勤奋和刻苦，加快前进的脚步。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校长郭琦先生的一段话：你们（指中文系的教师）要打出潼关去，在全国争取发言权。当时在教研室还没有发言权的他，把这句话深深地埋在心底，并时时激励自己。他边学习，边开始了教学工作。由于备课认真，一丝不苟，讲课中重视吸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授课方法灵活，讲解生动，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教育大发展，使他如沐春风。1983年取得副教授的任职资格，1991年被评为教授。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从1983年起，先后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七届十一名。特别要提出的是，1976年中文系接受了国家《1975年至1985年编出160种中外语文词典规划》中的一种——《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的编写任务，领导上决定由他牵头组织编写。这是又一次挑战，使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困难重重：他搞的是古代文学，但编写虚词词典是属语言学范畴，语言、文学，专业相距甚远；词典怎么编？无章可循。向校内的老先生请教，只有高元白先生知道黎锦熙先生主持过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至于怎么编词典，没有经历过。当时有人建议，可以走一条捷径，把《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中有关虚词的条目摘录下来，剪刀加浆糊，短时间就可完成任务。但学林同志领导的团队否定了这种作法。大家认为如果能这样作，国家何必制定规划、组织专人来完成呢？他们认为，编写之前必须要做两件事：其一，精选100部不同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有代表性的典籍，组织人力对其虚词作地毯式的搜索，取得第一手资料。后来摘出了卡片20余万张；其二，对古今学人的虚词专著进行潜心研究，掌握第二手资料。编写之前还要做的一件事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语法系统。因为虚词的功能主要是组词造句，在解释过程中，要涉及词类、在句中的位置、所担任的句子成分、同其他句子成分的关系、所在句子的特点等等。而这些名称、术语，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师从各自为之。如果是讲课或写文章，只要说明自己的所从就行了，但是编词典不能各自为政，必须统一。所有参与编写的同人都知道必须统一，但这个统一的过程是艰难的。当时作为顾问或参与编写的几位老先生都长期使用自己所熟知的语法体系，要轻易放弃是比较困难的事。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终于在学林同志的主持及协调下，形成了《古汉语语法提纲》，成为编写虚词词典的大法。为编好词典，他们曾到北京向有关专家请教。一位专家说：“你们陕西要编虚词词典？不要说陕西，你们西北都没有这样的人。”对于做好一切准备的他们，专家的这一席话，不仅没有泄了锐气，反而成为他们势在必得的动力。学林同志认真地分析了专家的意见，他说，人是怎么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北京派来的。是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我们编好这本书，人才就成长起来了。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这本书的编写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就形成了收词多、义项全的特点。出版后得到学界及广大读者的好评，并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1989年“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1990年“陕西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首届中国辞书三等奖”、“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参与编写的年轻同志后来都晋升为高级职称，成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在《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出版的前后，还由他任主编编写出版了《常用文言虚词词典》、《大中学生古汉语常用多义字词典》、《古汉语语法》、《古文观止词典》等；同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先秦两汉寓言选粹》、《袖珍千家诗词典》、《中国古代风俗文化论》等。从以上罗列的累累成果，就可以想见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的日程安排上，没有娱乐活动，没有节假日。1984年春，他突发心机梗塞，住院治疗。出院时，婉拒了让他去疗养的建议，当晚就走进了办公室。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是一个永不满足已取得成绩的人。当虚词词典的书稿送交出版社、还没有正式出版时，他已经在筹划下一步做什么。对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经同大家反复商讨，决定要编写《十三经辞典》。这又是一次挑战，同样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争取立项，他全力以赴开始了准备工作。要论证立项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要展现项目的蓝图：这涉及到编写队伍、辞典凡例，并要拿出样稿。经过他的奔波与努力，1987年《十三经辞典》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2000年全国辞书出版规划》之中。在组织编写队伍时，根据项目的特点，他凭借自己的真诚及魅力，联络了北京、武汉、广州、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各地的专家参与编写。《十三经辞典》究竟编成什么样子，它的特点是什么，经过了多次讨论及尝试，最后定位为“专书辞典”。它既不同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一类的语文词典，又不同于《儒学大词典》一类的专科词典，他是专书辞典。专书辞典的特点是，在收词上，穷尽式地收录专书的全部词语，显现其字频、词频、义频，通过归纳、整理、分析、描写，为每一个词语在词汇、语音、语法范畴找到合适的位置。一部专书辞典编好后，这部专书以及这部专书所处时代的语言及语言使用情况，就活现在读者面前。它的价值往往不止于这部书。如果把它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既可反映一个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情况，又可表现一个时期的文化内涵。专书辞典释义时，对表现专书特性的词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说。比如“仁”这个词，一般语文词典大约用二、三十个字来解释。但对《十三经辞典·论语卷》来说，就不能限于这样泛泛的解释。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全面阐释，对于“仁”的核心，“仁”产生的前提，“仁”的内在表现和外在形式，实现“仁”的方法及途径，以及“仁”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体现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释义时，这诸多方面均应有所涉及。在组织好队伍，明确了目标，完善了凡例，进行了试编之后，全面的编写工作开始了。这时，学林同志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压在双肩——筹措经费。在此之前，他通过亲戚，在香港争取到了一位实业家的资助，但费用远远不足。他又奔波于省内的出版局、宣传部、教委、财政厅……这一跑就是两年多。后来在当时省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牟玲生同志的协调下，才落实了拨款。1993年12月30日这是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学林同志拿到那份拨款文件。必须在当天要以上各单位的领导亲笔签字后，方能生效。下午四点多，他完成了任务。一脸疲惫的他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这下好了，可以静下心来编辞典了。
1994年元月上旬，他的心脏又一次出现了问题，住医院，打点滴。他没有在意。恰巧中旬台湾朋友要来谈合作项目，他很上心。台湾朋友到的那天，他还在打点滴。接着两天他陪客人会见省上的领导、同出版局有关同志交谈，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就在完成任务，准备晚上为台湾朋友饯行前，他的身体已无法支持，被送往医院抢救。他最后一次向死神挑战，但是他失败了……，当晚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诊断为大面积心肌梗塞——这是1994年元月19日1时20分。
虎虎有生，踌躇满志，胸怀坦荡的学林同志就这样走了。刚刚满六十岁的他带着遗憾，带着未竟的事业走了……。但他的团队按既定方案，没有停止脚步。在他们的努力下，《十三经辞典》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经，又有三经已交出版社付印。由于这套书独具特色，已出版的五经受到学界的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肯定它；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老师说，他同他的学生已经使用了这本书，“非常好用”。这五经还荣获了陕西省政府颁发的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尽管困难不少，他的团队成员决心完成任务，使学林同志能含笑于九泉之下。
（迟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