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广元，男,祖籍山西临猗，1937年6月生人。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那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6岁开始上学，小学（西安师范附属小学）、中学（私立东南中学，后改为西安市第五中学）、大学（西安师范学院后改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一路上下来，22岁（1959）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79年晋升为讲师，198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1年起先后担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任校图书馆馆长，2001年退休，2003年文艺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国家批准，即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畅广元一直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任教40余年里，他主讲了文学概论、文艺学专题、文学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等课程，出版的教材有《文艺学导论》（和惠尚学、齐效斌、屈雅君共同撰写，北京大学编写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著作》对该书作了摘要介绍）；主编的教材有《文学文化学》（系教育部面向21世纪文科教学改革项目，获2000年陕西省教学优秀一等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2000年一版，2006年修订后二版）。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7年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作为教育部专家先后赴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参与国家对该校的语言、文学、历史人才培养基地班的评估工作。任教40余年里，他发表的学术研究著作有《诗创作心理学——司空图〈诗品〉臆解》、《陈忠实论——从文化学的角度》和《文艺学的人文视界》；主编的学术专著有《主体论文艺学》（系国家“七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子项目）、《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李天芳创作心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系国家“七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当代文艺学新探》和《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被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学活动的价值》，被收入《中华学人理论文献》；《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学活动的价值》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先后入选《文学评论》评选的2000年和2001年优秀学术论文目录。曾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学术委员、《小说评论》编委、《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委，2004年获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首届“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名誉理事，陕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畅广元牢记不忘的领导和老师有：郭琦校长，20世纪60年代初，是他给青年教师讲授《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真正开启了阅读经典原著的良好学风；丁淑元总支书记，虽然他曾在背后说她是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可她那认真、严谨、律己、以身作则的风范今天格外令他钦佩；高海夫、朱宝昌、高元白、霍松林和周骏章五位教授，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事迹，至今畅广元还在给他的学生们言说，他认为这是不可丢失的宝贵传统。20世纪60年代初，是沉重的“困难时期”，中文系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开办了一个并不规范却颇有实效的“研究班”，为期三年，一批青年教师“脱产”入学。有一天，丁淑元书记来到班里检查大家的学习，由于太突然了，大家都比较紧张。她转了一圈来到畅广元跟前，问他最近都读了些什么？畅广元认真作答后，她随手从另一张桌子上拿了本古代文选，翻着翻着说，你背一下《曹刿论战》吧。畅广元站起来准备背诵，她按按他：“坐下背吧。”背是背完了，就是不顺畅，她不温不火地说：“功夫不到嘛！”这件事畅广元什么时候谈起来都是很动感情的。80年代“反精神污染”后，省委有一个由赵长河同志带队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调研工作组来到学校，旨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中文系调研时，涉及到了畅广元的问题，工作组同志把他发表的文章要去一一读过。不久，工作组的同志告诉他，党总支和工作组研究了你的文章，赵长河同志也看了你的文章，不认为你有精神污染的问题。谁知不几天，丁淑元书记约畅广元谈话，让他铭记不忘的，是丁书记的这几句话：你这个人倒是挺努力的，勤奋、好学。我们对你要求得不是严了，也不是“左”了，而是还不够严！好钢是炼出来的，炼，能没有痛苦吗！畅广元走出党总支办公室后，反复琢磨刚才的谈话，觉得老丁（那时大家也这么称呼她）虽不无为“左”的思想辩护之嫌，却心地善良，对自己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人的一生是不能没有动力的，这动力往往和对自己有影响力的警语联系着，“好钢是炼出来的，炼，能没有痛苦吗！”常能给畅广元“充电”，让他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的生气。
学人的路没有止境，它始终需要的是跋涉。每当畅广元或与学生交谈，或与同行专家、作家、评论家相处，总能发现自己某种知识的欠缺甚至空白。他酷爱读书，其学术兴趣和研究意向已转向文化社会学。近来新华网在一篇有关温家宝总理关注教育问题的报道中说：“现在测试我们的‘思想土壤’和‘学术土壤’，不能不承认往往有利于‘侏儒’生存而不利于巨人发育。”这么一语中的的言说，畅广元颇为震动。我们的“思想土壤”和“学术土壤”如此不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能脱离干系么！实事求是地说，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是提高得不少，可他总是没有长久地、痛快地开心过，他不能不陷入更深层的反思，或许这种“反思”和看了学生的贺年卡所产生的“无名惆怅”原本就是一回事。
年近古稀的畅广元教授，作为博士生导师，依然坚持在研究生教学的第一线。2006年12月21日他刚把课结束，同学们便送来了精美的新年贺卡。美学专业研究生在贺卡上写道：“感谢您为我们开启知识的另一扇门！我们喜欢您的笑容（用三个小弧线画了一幅笑脸）”；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贺卡同样流溢着激情：“跟随您的脚步——建立了‘我们’的文化圈；聆听您的教诲——定义自己和他人；畅谈您的心声——沟通彼此的理性！”面对这些让人心动的话语，畅广元并不显得幸福和满足，反而那种唯恐自己知识老化、思想滞后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知道自己虽然在努力，但学生的要求却愈来愈高，这种要求与实有间的差距，是最真实的存在！他想起钱学森教授给温家宝总理说的那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作为一位教授、博导，他自我拷问：你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吗？学生“跟随您的脚步”就对吗！在回家的车里，畅广元悄然看着路上熙攘的人群，心中泛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