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德，男，汉族，1918年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攀村农民家庭。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十二岁之前，在村中私塾读了《论语》、《孟子》、《论说文精华》等科目。十三岁到省府太原求学。先后在新民中学、云山高中读书。高中学习期间，家道中落，父亲因无力供他上学，曾多次托人捎信让他回去持家。怀德怕失去读书的机会，从此不敢回家，也不敢与家人联系。整个高中阶段，他完全靠给别人抄讲义和给伙房担水、拉煤、烧火等方式，再加上同学好友的不时资助维持学习与生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学潮此起彼伏，怀德在投身学潮的同时，决定了要走“以文救国”的道路。遂与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中毕业后，年轻的怀德，来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一所小学任教。1939年，“七七”事变爆发，晋南地区被日本鬼子侵占，不愿做亡国奴的怀德与几个志向相投的青年教师带领十几个高小学生，日夜兼程翻过太行山，逃离了敌占区，来到黄河边。怀德他们在当地邮政工人的带领和保护下，手拉着手，踏着滔滔黄河水从山西走向了陕西。
十一月，正赶上山西大学在西安招生，怀德报名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开始实现他的“救国理想”。
由于山西沦陷，“山大”的实际校址设在陕西三原。校长由阎锡山但任。然而阎锡山当时并无真心办学，山大校内矛盾重重，学生诸多不满，终于引发了1942年的学生风潮。怀德被推选为学潮委员会秘书长，学生们通电全国，历数阎锡山十大罪状。然而，毕竟学生们太年轻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信任的国民党会派三原县民团前来镇压。1943年五六月间，学潮宣告失败。为了消除隐患，参与过学潮的积极分子都被遣散到其它院校，赵怀德到“河大”后又被开除。怀德又一次失去了安身之所。后经一些进步人士暗中帮助、掩护，经过三个多月的说理斗争，怀德终于回到了“河大”文史系。胜利来之不易，怀德异常珍惜这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他苦读唐诗、宋词、散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史记》等，其中特别钟爱《史记》。
离开大学，怀德再次回到西安寻求生路。1944年，陕西凤翔县有一所国民党专为失学失业青年办的辅导处，怀德来到这里，先是在图书馆，后由当时的教务长推荐，专给高年级讲历史、古代诗词、散文等。由于他扎实的历史古文功底和他豪爽性格，他的课总是内容充实而又充满了激情，深受学生们的好评。
1945年秋季，怀德被聘入西安培华职业学校，担任初、高中语文并兼任历史课。1945年10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曾赠词《沁园春·雪》与柳亚子先生。此词一经媒体登载，举国震动，怀德亦曾满怀激情地在课堂上讲读，他因此被疑为地下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专门调查，只是他实在和“红”沾不上边。1949年5月，西安解放。怀德由于表现突出，被当时的军代表推荐，参加了党在省女中举办的“教师学习班”，还担任了校工会学习委员，负责省女中一百多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编辑过《工作与学习》期刊，同时，先后担任高五二级高三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1949年9月起，怀德被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聘为讲师，教授大三年级的小说写作课程。1953年下半年，调至陕西省中等师资训练班担任文选课教学。后在陕西师专、陕西师范学院一直主讲现代文学。
1960年，陕西师院与西安师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赵怀德先生先后担任过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文选和写作教研室主任。1960年又被派往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短短的40天里，他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一步退两步》等，还自费购买了《列宁全集》40卷进行系统学习。这次学习，使他耳目一新，先进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解开了他以往许多的困惑。回校后，他担任了写作教研组组长，为了增强学生的写作热情，提高写作能力，他组织举办写作展览，获得学校特殊奖励。
1963年秋，先生调到古典文学组。教学中，他打破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方式，在讲一些重要文章之前，提前布置学生阅读作品，然后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充分讨论，再拿出自己的分析文章发给学生，最后启发学生发表看法。这种讲法，学生学习的印象极为深刻，相对于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多的是获得了能力上的提高。
1965年，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先生被派往高陵，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工作，直到第二年六月回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被以“历史反革命”之罪名关进当时的“专政委员会”长达半年之久。
1969年之后，情况略有好转，先生被允许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尽管还没有完全“解放”，但他依然毫不推辞地奔走于不同的教学岗位。曾赴商洛、安康、延安地区、大荔县、周至县授课，到永寿、泾阳等地下放锻炼，劳动改造。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的教育逐步走上轨，先生益加珍惜宝贵的时间，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此，他大量购置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与文献及全套《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一面继续为工农兵学员授课，一面孜孜以读。现在看来，从这时候起，先生已经在开始构筑自己渐趋完整的学问构架。在以后的教学中，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他都要广泛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并综合文、史、哲的材料进行分析，学生们总是佩服他“从大处着眼看问题的认识高度和从理论层面解剖的敏锐眼光”。
1977年，受学校委派，先生到汉中师院授课一年，主讲唐宋文学及《左传》选篇，同时讲授《毛泽东诗词》课。由于先生教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且激情勃发、常有精辟独到之解，学生反响很好，被汉中师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从汉中回校后，他开始给“文革”后第一届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七七级中文系学生讲授唐代文学，一年之后，相继开了《李贺诗词研究》、《李白诗词研究》等选修课。
1983年，先生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一名“古籍整理”研究生。学习开始，先生首先指导研究生把《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等作为重点篇目阅读，他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要正确认识历史和文学史演变的规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专业方面，先生总是在当面授课之后，要求学生对文献作品不仅逐字逐句读，而且每读一种书，便要写出读书札记或学术论文，而且先生则会全部审批且随处点评。
1986年，先生又招收了四名唐宋文学研究生，虽然人数增加了，但先生的教学态度依然，无论是一个，还是四个，都要为他们确定每一期学习的计划和短期的读书任务。每周一次面授，一次讨论或长谈，这样，学生如果没有认真看书，是绝对敷衍不过去的，因此，做他的学生，就会时时有紧迫感，觉得离老师的要求差距很大，需加倍努力才行。而学生的读书笔记、论文习作他依然是逐字逐句的审读，修改。
在先生的作息安排中，每天必做的“功课”除了吃饭睡觉外，有三件事是雷打不动的：运动、看书写作、教学。
运动，可以说是他从青年时期便养成的好习惯，起初是为了抵抗疾病，免去寻医求药的花销，后来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先生深感要想夺回被耽误的时间，身体的锻炼尤为重要，因此，只要天不下大雨，他都是户外跑步、打拳、练气功。近七十岁高龄的先生依然能够健步如飞，一口气跑出四五百米不在话下。看书写作，从少年时代起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先生平生最大爱好就是买书、看书、写作。“文革”前，先生的藏书书架就得在二十平米的屋中摆放一圈，“文革”中被抄走了大部分。“文革”结束后，先生再次购置了大量书籍。每有到访者，无不为他四壁图书与房桌椅之简陋而惊叹。教学是先生毕生从事的事业，从他为人师之始，就把育人视为第一职责。他时时把学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有学生来求教，他都会放下自己的事，热情接待，绝不敷衍应付。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自查至腹中一硬物，亦常感胃不适，然而工作的繁重，使他无暇细查，只是到校医处随意开些药缓解一下。1988年5月，先生已经是重症在身，仍坚持带领研究生远赴敦煌考察。1988年11月，先生因胃癌行胃大部切除术后，未及较好地恢复，便着手为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修改毕业论文。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还让家人搀扶着，在屋里坚持走动。他要和命运抗争，“我总要抗过去！”他寄希望于一生中行之有效的“武器”——锻炼，因为他的学生还需要他的指点——就在他最后几天里，他还在断断续续地为一位新分到河北的研究生完成最后一封回信。
先生治学，极为谨慎，他常引黄侃以自戒：“人不到六十，不要轻易言著述。”然而，当他“学历见识已至”，即将发其“厚积”而行“著述”之时，病魔竟夺走了他的生命。先生的专著有《韦庄评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唐都学刊》等刊物发表的论文有：《太华五千仞，劈地抽森秀——略论李贺的浪漫主义和他的风格》、《杜牧生平评述》、《李白对乐府的继承与发展》、《李贺与神话传说》、《论杜牧的诗》、《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论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方法》等。还参加编写了《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初唐文学思想》、《晚唐文学思想》等教材。
先生一生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然所愤所发为国家、民族、大众之大是大非，绝不以私利论短长。尽管命运坎坷、几经风霜，却始终认定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目标。
1989年12月10日，赵怀德先生永远的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倾其一生的教育事业。
（冯锡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