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石操，男，1924年5月出生，山东省烟台市人。1942年参加革命，曾任山东省牙前县教育局科员，烟台市俘伪人员教育所教育股长，山东军大分校宣传干事，新华社华野十三纵、七纵记者、编辑主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处编辑，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记者团记者。“文革”中，以军代表身份任陕西师范大学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常委。1974年回京，后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新闻研究室研究员。1986年离休。
邢石操幼年在烟台读小学，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古文观止》。十四岁在烟台一家杂货店学徒，十八岁投奔革命队伍，被送到胶东公学(共产党胶东行政公署所属的训练干部的中学)学习。在入学填写登记表格“志趣”一栏时，工工整整地写了“新闻记者”四个字。想当新闻记者，他这梦在小学校里就已生成。那时，他就饶有兴趣地读起了报纸，知道了西班牙内战等。还试着提笔写文章，当时的《胶东日报》、《铎报》为小学生开辟的专栏上曾发表过他写的小文章。
邢石操到抗日根据地不久就遇上了日本鬼子的冬季大“扫荡”。他和几个同学转移中遇到了一个排的28位八路军战士，他们当即跟着这支小部队转移。在八路军的掩护下，几经艰险，终于突出重围，死里逃生。后来，邢石操在胶东区党委办的《胶东大众报》上看到这28位八路军战士因掩护群众在冲上来的鬼子面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集体投海壮烈牺牲的消息，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邢石操在胶东公学学习了近一年，结业后在牙前县的实验小学做过教员、校长，在牙前县教育局任过科员。抗战胜利后，他从牙前县政府调到了刚解放的烟台市政府，在胶东军区和市政府办的俘伪人员教育所任教育股长。
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邢石操响应烟台市政府的号召去了部队，在山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和工作。1947年，组织上根据他善于写作的特长，把他调到了胶东军区《前线报》。邢石操终于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新闻记者。当时，孟良崮战役已经打响，此后，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敌人在胶东半岛也加强了攻势。战争形势几乎一天一变，需要见报的东西很多。此时，他还是新华社华东十三纵支社的记者，经常冒着枪林弹雨进行采访，在煤油灯下彻夜不眠赶写稿子。1948年初胶东保卫战结束，他又奉调到新华社华东七纵支社，为胶济路西线战役、兖州战役作战地报道。淮海战役中，邢石操作为七纵《武装报》记者兼新华社随军记者随军采访，一天，他正和战土们一起进攻国民党新五军邱清泉部占领的一个山头，一个弹片把他的左胳膊肘击穿，一个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胯，洞穿后又击中了他背的照相机。他当即昏死过去，被送进台儿庄的野战医院抢救。一个多月后，伤未痊愈的他溜出医院，拄着一根树枝，和一个出院的战士，一瘸一拐地找到了部队，找到了报社。接着，又随军横渡长江，解放上海，进军福州……
全国解放后，邢石操从新华社南京军区分社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处任干事。1951年11月，他奉派赴朝鲜对志愿军进行采访。这是他第一次入朝。邢石操和正副驾驶员、通讯员乘坐苏制嘎斯51型汽车，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躲过美机一次又一次的轰炸、扫射，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桧仓并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邢石操此次赴朝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志愿军的38军和39军以及西海岸的工事和其他部队。战斗的残酷，生活的艰苦，以及部队高昂的士气，都给邢石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国后撰写了不少战地通讯。同年的12月到1952年的2月，邢石操二进朝鲜。在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对他说：“68军打得不错，就是驻守地方太偏，路不好走，很少有人去。你是总政派来的，希望到那里去看看。”68军所在地靠金刚山，属于朝鲜战场的东线，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大雪覆盖了山野、村庄和公路，白茫茫一片。邢石操一行乘坐的仍然是苏制嘎斯51型汽车。他们躲过敌人安放在公路上的三角钉、定时炸弹，经受了翻车受伤的考验，经历了几乎误入敌战区的险情和警惕性极高的战斗连队的误会，终于到达了68军军部。邢石操和志愿军官兵同睡地堡、同吃冷饭，了解到大量战斗在最前线部队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控诉美军暴行、报导志愿军排雷英雄等系列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1953年6月，朝鲜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前，中宣部、总政治部、新华社组织记者团赴板门店参加谈判代表团记者团。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邓岗曾是邢石操的老领导，知道他曾两次入朝，有战地采访的经验，于是点名要他参加记者团并指定由他领队把几十名记者安全带到板门店。这是邢石操的第三次入朝。他带领61名记者和工作人员乘坐的4辆汽车驶过鸭绿江，经过平壤，向开城进发。坐在第一辆车驾驶室里的邢石操，一次又一次地判断着哪里会有定时炸弹，哪里美国人安放的三角钉最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敌机轰炸时怎样躲避、如何疏散的预案。经过三个晚上的行军，终于把记者团安全带到了开城。在采访朝鲜战场停战谈判签字仪式时，邢石操不停地按动相机的快门，拍下了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只可惜这些照片在“文革”中被人从邢石操的家里抄走，绝大部分散失了。停战以后，记者们陆续回国，邢石操在朝鲜又采访了志愿军203师奇袭白虎团的英雄团，并和指挥此次战斗的副团长赵仁虎及第一个冲进白虎团的英雄排长杨育才多次交谈，写出了一万多字的战地通讯。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很多情节来自他的原始材料。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在全军进行一次征文活动。邢石操被抽调负责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稿件征集、编辑工作。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编辑们除了要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还要下到各地去进行实地采访。这也是他和西北结缘的开始。整整四年时间，经他的手修改、编辑，甚至重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这就是1960年出版的轰动一时、影响几代人的三百万字的大型革命历史丛书——《星火燎原》。
在编辑《星火燎原》的过程中，邢石操受总政治部的指派，协助贺龙整理根据地的材料，整理红二方面军的史料。1958年4月，邢石操与贺龙初次见面，对一些问题就谈得很深入。元帅的平易近人、坦诚、开朗和坚毅是他仰慕已久的，如今，能和元帅面对面坐在一起，就使他更加珍视这难得的会面机会。1958年7月，贺龙让他一同去北戴河整理材料，他们从南苑机场坐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从那里又乘小汽车去北戴河东山的别墅。从北京出发时，贺龙让他坐在自己的车里聊天。到了北戴河他们又经常单独在一起开诚布公地交谈，贺龙对面前的这位军中记者，毫不隐瞒地敞开自己的胸怀，谈自己的家事，谈自己如何参加革命，谈自己和湘鄂西，谈自己和红二方面军，谈自己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热爱，谈自己对周恩来的信任和佩服。以后，邢石操又随他去广州、成都等地，多次随他到北戴河，和他一起畅谈，和他一起整理材料。贺龙需要邢石操这样的工作人员，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京西宾馆点了肖华的名，经过他这一煽动，第二天总政宣传部造反派要夺权，在群众大会上，面对造反派的咄咄气势，邢石操反对夺权，他站出来慷慨陈词：“总政的权是兵权的一部分，不能夺!”当场被造反派轰出了会场，第二天，就被定为“贺龙分子”。他的家以及市里芝麻胡同岳母的家都被造反派抄了，他的文稿、新闻照片、来往信件，以及其他许多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通通被抄走了。林彪说要砸烂总政阎王殿以后，他和“走资派”一同去打扫厕所。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秋，邢石操又被造反派关到了白广路管理局宿舍楼的地下室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精神颓废，仍活得超然。他曾在囚室粉墙上，用小刀刻下了革命先哲的话：“你要革命吗?你必须成为强者”，以激励自己。
1969年，邢石操被“解放”了。也许因为与西北有缘，12月被派往位于古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作为军代表担任陕西师范大学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时，陕西师范大学两派斗争激烈，局面十分混乱。邢石操和其他同志一道，召开了各系代表会，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消除派性、举办教改试点班、为安康、宝鸡、商洛等地区举办中学专业教师培训班、筹备恢复全面招生（工农兵学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2年3月，中共陕西师范大学第四届党员大会召开，邢石操被选为党委委员、常委。
1973年11月，邢石操奉调离开陕西师范大学，1974年回北京工作，后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以后又调任新闻研究室研究员，直到离休。
离休以后，邢石操并没有放下那支他使用了五十多年的笔，怀着对贺龙元帅的深切缅怀之情，利用他与贺龙元帅长期交往所积累的大量祥实史料，写就了一部名为《江山如画（1927——贺龙在武汉）》的话剧剧本（北影改成《江城七月》电视剧）。这一次，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剧本的标题之下。过去，他不知为首长们起草过多少很有影响的文章，从没有想过名利二字，但是，这次是为贺龙元帅写剧本，把贺龙的故事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郑重地表达了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比崇敬和怀念。
邢石操年过八旬，身体硬朗，思维敏捷，仍笔耕不辍。近期，记录他戎马一生和歌颂长征的诗集《潭东诗稿》又和读者见面了。
（根据周国春《有这样一位军中记者》〔载《传记文学》2000年第12期〕一文缩写，有增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