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本源，男，1916年10月出生在湖北武昌市的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他在故乡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37年高中毕业，1938年夏，考上了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已逼近武汉。朱本源挥泪离别了即将被日寇占领的武汉，于1938年9月下旬乘轮船到达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重庆，立即去中央大学报到。朱本源在中央大学学习了4年（1938——1942年），获得学士学位。
1942年，朱本源在重庆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哲学部的研究生。哲学部的主任是当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家方东美先生，哲学部的导师是当时的希腊哲学权威陈康先生，方老师为了使朱本源在学习中不受经济问题的干扰，聘任朱本源为哲学部的研究助理（相当于大学部的助教）。一般研究生学习二年就可毕业，研究生兼助教则三年毕业。1945年朱本源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职称也升为助理研究员（相当讲师）。
1946年，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朱本源也随中央大学到了南京。1947年初，朱本源离开了中央大学，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副编审。
1948年初，朱本源去美国留学，进入纽约市的纽约大学学习政治学。本来计划学习三年取得博士学位。可是，到了1949年夏，从祖国传来了大好消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南京。朱本源不禁欢呼雀跃，立即决定中断在美国的学习，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50年初，朱本源为了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去北京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办的学习班，学习政治。1951年，学习期满留校，在该校马列主义研究室当研究员（相当大学教授待遇）。1952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停办。1953年春，国家教育部把朱本源分配到西安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1957年朱本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撤消教授职称，停止教学和科研工作，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中共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朱本源同志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问题复查结论》：“现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规定和朱本源同志整风反右期间的言行和一贯表现，划朱本源同志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并恢复教授学衔和工资级别。”从1979年起，朱本源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又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同时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苏联史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生的导师，直到1989年因年老体衰而离休。
朱先生在20世纪后期开始从事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在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他研究的问题的核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作为理论的指针，探讨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条道路——暴力革命道路和平过渡道路——的问题。诚如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中所作的如下的论断：“朱本源先生自青年至晚年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青年时又受过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严格训练与熏染；精通英语和俄语，又可参阅德语和法语。故能在解放后迅速掌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及西方各国的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因而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推重。”以下，我们分两个阶段，论述朱本源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一 朱先生在他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第一阶段所写的论文
朱先生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阶段（即从1953—1957年），写了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他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标题为：《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刊登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主编的、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历史科学研究的专业性刊物。朱本源以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写出的论文，所以被刊登，显然因为朱本源论文所持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1957年朱本源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再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了。直到1978年，朱本源才回到人民的行列。
第二 朱先生在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第二阶段所写的论文
朱先生的教研生活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978年。从这一年起，他完全回到了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教授岗位。就在这一年，《陕西师范大学报》的编辑部主任有一天，特地拜访朱先生，请他为《学报》写一篇学术论文。其慷慨应允。约一个星期后，写成一篇论文交卷，标题为《探索“两种生产的制约”的真谛——兼评近百年来对这一提法的各种理解》，立即被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报》1978年第3期。朱本源自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科研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而《陕西师大学报》成为他发表论文的主要园地。从1978年到1997年，在这19年中，朱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篇论文，为篇幅所限，我们不能一一加以品评。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篇外，其在这方面的两篇论文的题目，以供参考。第一篇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段革命的普遍规律吗？——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论与和平过渡论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二篇为《司马迁的史学原理本于《六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朱先生的论文不仅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还有些论文发表在全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刊物上，即发表在《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五个史学刊物上。
朱先生在他从事历史系的教研工作的第二阶段，在上述五种刊物上发表过史学论文，开始于1982年，终止于1996年，14年间，发表了10篇论文。他发表的《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和发行的《世界史研究动态》（月刊），1982年第12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和发行的《世界历史》（月刊）上，发表了两篇史学论文：《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西方历史认识论的形成和马克思恩格斯在该学科中的划时代的作用》，（《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朱先生撰写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史学理论》季刊，1987年第4期）。
朱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史学理论研究》（季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因为每篇文章较长，故分两期刊出）：（1）《“〈诗〉亡然后〈春秋〉作”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和第3期）；（2）《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和第4期）；（3）《孔子历史哲学发微》，（《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和第2期）。
朱本源先生的科研成果颇丰，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上世纪末全国性的报刊或专著中可以见到。正如李洪季先生在《史学理论史研究刍议》一文中写道：“朱本源先生的论文，运用中西比较方法……为史学领域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参照坐标”。我国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张广智先生在其专著《西方史学史》（2000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附录》“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一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品评了朱本源。他写道：“近20年来，大陆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上，……笔者在这里集中介绍朱本源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孔子历史哲学发微》等长篇大作。他用现代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比较历史学的观点”，……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在《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与《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两文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历史编篡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这是一组系列论文，作者著文的旨趣既在于开展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驳如巴特费尔德（H.Butlerfield）之类西方学者的皮相之见，即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朱本源在这些论文中以细微而又透彻的分析，驳斥了这种武断之言，……朱文立论的大气，释论的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典范。”
1986年，国家教季的“高等学校文科博士学科点专项研究基金”的办公室审定，由朱本源先生负责一个博士学科专项研究的专业教材的编选，暂定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初探。其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但该基金的办公室因组织变动而取消，朱本源选编的教材唯有束之高阁。不过，朱本源本人受到培养。
1986年朱本源先生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的顾问（全国八个顾问之一）。
1982年4月28日，陕西省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评奖委员会发给朱本源先生一张《奖状》，奖励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成果。
1994年2月1日，中共陕西省直属机关工委颁发朱本源《荣誉证书》，鼓励其在“四化”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1991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一书第156页载有朱本源的小传。1997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物大典》第一集第1270页上载有朱本源小传，对其均有介绍。
朱本源先生近九旬，至今仍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其精神令后学景仰。
（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