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效基，汉族，1933年6月生，曾用名韦孝吉，笔名韦炜、古稀等。陕西澄城韦庄临皋村人，1953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语文专修科，留校后历任院长办公室办事员、科员，中文系学生班主任，师大校办秘书、地理系直属党支部书记、教务处秘书兼社会实践组组长、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及书记等职。1993年8月退休。1954年加入共产党，副研究员。
韦先生把77年的人生和40年的工作概括为：两次机遇，三个不幸，三劫三坎，一个对不起。
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女。人生之大不幸，莫过于此矣！“这对形成我的内向、善思、讷言、慎言、自律、低调、节俭和重承诺、不许愿的性格习惯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韦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三坎”指古稀之年两次住院开刀、放疗和一次车祸都大难不死。
“三劫”说的是工作和政治生活。说起工作，先生用“打杂”二字概括。从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到接待外宾、迎送领导、组织会议、安排活动等等无不参与。“肃反”、“反右”、“下放”、“社教”“反右倾”、“办农场”、“文化革命”、“战备疏散”“办师训班”“学员拉练”等等，次次有份，从不缺席。既有自觉的，也有被动的。既有被整的，也有伤人的。“反右”虽未成为对象，却被领导批评立场不稳，落得下放农村当农民。这是一劫。1959年批彭老总的“反右倾运动”本来限制在县团级（这是“文革”中才知道有红头文件），却被扩大化到班主任和学生当中。先生回忆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关起门来（限在党内）人家批他，公开场所他又在组织领导批判学生中的所谓“右倾思想”，当时号召学生“交心”，又批判交心人的不忠。他说，这次在中文系由于总支几位“反右倾”的急先锋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所谓“罪名”，对他个人的打击，甚至超过“文革”。因为“文革”的打击面太普遍，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无所谓了，反倒没什么负担。1959年那次在全党、全校、全系毕竟很个别，自己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这个二劫正像意大利犹太作家利瓦伊说的，这种伤害“会在人的心灵上永远持续，这种伤害会在（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内的）所有人的灵魂、性格、心态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我当时的内心痛苦，无法也无处向任何人诉说，只能是忍忍忍忍……晚上我徘徊在书记的门外，想申辩，终于没有勇气敲门。如果进去申辩，只能招来更加严厉的批判，甚至落个态度不好的从重处理。在书记的院子，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运动结束发配秦岭农场劳动的情形。尽管没给处分，也很快平反了。”先生又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系党总支改为监督保证前，包揽过多，整天忙于运动和事务。初到外语系，分管人事，面临外语热，急需扩大教师队伍，调入不少教师，对语种的建设、师资力量的扩充都起了不少作用。但由于发展太快，进人太急，也进了个别品德欠佳、业务不强、年龄偏高的教师。“但绝无一个私人关系。”先生很肯定地说。基层党组织职能改变以后，一心一意抓教学，要想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业务领域，对一个不懂外语的领导干部，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于这一点，先生深有体会。
“奉公守法、循规蹈矩、服从领导、驯服工具”是先生自己对自己下的断语。其实这也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真实写照。
“两次机遇”。一次是中师毕业，本来定在去中学当助教，但在等待确定学校时，领导却突然通知他去西大上学。真是天降良机，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上了大学。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唯一的一次良机，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第二次，晚年逢盛世，过上幸福的退休生活。不愁吃穿，没有战乱，不搞运动，享受充分的自由，享受多种老年优待。正如他在主编的《烛光余晖（一）》的《后记》中所说的：“退休了，自由了，没有干扰了，杂务也少了，时间也可以自己支配了，儿女都独立了，房子的空间也大了，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东西整理出来，正是好时机，贡献给社会，把自己的心愿也了了。”先生的退休生活，如他在西安市建设学习型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学习与人生”有奖惩文比赛中，获奖的《充实的退休生活》中所说的，忙碌了几十年，退了，有时间了，应该急起直追，把握时机，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他读书的目的有三：消闲消遣，增加知识，活得明白。古人读书有“三上”，他读书有“三跑”：跑书店、书市、图书馆。新出的，打折的，买不到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一般喜欢读散文、随笔，也有硬着头皮去啃的，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几大本。退休后读的书，比在位40年读的还多好多。
读书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作。退休后写的论文、评论、散文、随笔近200余篇，当然能发表的还不到百十篇，主要发表在师大报上，校外报刊较少。《校史拾英》是校报一个专栏，连续刊登他的《第一张校报》等10多篇校史上的“第一”。该栏目被评为陕西高校校报优秀栏目。“六十年校庆征文”选登了他多篇写校友风采的短文，如《桃李一枝别样红——续教师摇篮里成长的作家群》等。《家乡的水》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副刊》，反映农村巨变。《篇篇珠玑——读侯雁北散文》和《记忆的泪痕——读侯雁北〈蓦然回首〉》登于《书海》。《李健吾西安行》和《王超北与党的秘密机关》同时发表在《西安晚报》。《爬泰山的轿夫》是一篇针砭时弊的短文，发表于2009年（总第6期）的《长安》上。另外，还有一些怀念师友的文章如《良师 益友楷模——纪念刘泽如校长诞辰100周年》和《郭琦副校长与两本线装书》等，也发表在校报与《书海》上。先生也很喜欢秦腔，有《卓然超尘拔俗敢开风气之先——秦之声创造了“六个第一”》等文在《秦腔艺术报》发表。专为校后勤集团撰写的《后勤人物传》是为后勤服务人员，从领导、干部到最底层的勤杂工人立的小传，刊登在后勤集团网上。
关于写作。大荔师范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党季朴先生对他影响较大，使他打下坚实基础。困难时期郭琦同志主持的党政干部学习班，专门开了写作课，也是使他走上写作之路的重要一步。中文系教授傅正乾，看了先生晚年的文章，说先生当年搞行政是“进错了门”。体育系教授高宝连看了《四进胶东》后说：“你写得太真实了，和我们甘肃困难时期的情况一模一样。我边看边想，看了好几遍。我们家乡也在变化。”
因文获罪的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虽未直接受到，但却因弘扬师大的骄傲而写的《清华的博导》一文使编辑获‘罪’，我一直为她过意不去。”先生不愿详谈，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对不起。
先生还喜欢运动。年轻时打乒乓，退休前后打了十几年网球，近几年跑不动了，又爱上了斯诺克台球，常年不断天天坚持。先生说他现在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打球、读书，写点东西。
（门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