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棠，原名田文堂，文棠为笔名、学名。1935年农历2月2日出生于陕西耀县，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分配至高炮部队下连当兵，1952年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随军回国赴宁波、舟山群岛，参与解放一江山岛及上、下大陈岛的防空任务。1957年复员转业，考入原陕西师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被调至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及党委办公室，历任秘书、宣传部长、党办副主任及科研处长等职。1987年调任原西安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92年由本人提请辞去副书记职务，转入教学科研系列，经教育部人事司发文调至陕西师大（保留副校级待遇），在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直至退休。
50多年来，田文棠同志的大半生基本上是在陕西师大度过的，退休前后又主要是在陕西师大从事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现就其亲身经历的有关行政管理及学术研究等各项实绩分述于后。
一、连续三届党代会“报告”的草拟
1960年，南北“两院”合并为“陕西师大”。田文棠同志先在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即被调至党委办公室，前后近20年，除负责办理领导交办的日常工作，诸如组织安排会议，上下左右联系，协调有关事宜，起草会议文件之外，最令人难忘的是：历经“文革”前后及“文革”期间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所召开的三次学校党代会，他主要承担“工作报告”的草拟工作。
第三届党代会是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背景下举行的。城市“五反”与农村“四清”正在陆续开展，“整党内走资派”的“二十三条”红头文件已经下达。这与此前所执行的“高教六十条”文件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时师大的党政工作均由“敏锐通达，睿智多谋”的副校长、副书记郭琦同志主持，党代会“工作报告”也正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起草的。“报告”的主题虽然从多方面谈到了“突出政治”与“政治挂帅”的问题，但也反复强调，要防止“左”的做法，“绝不是把政治活动搞得越多越好”，“要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等等。
第四届党代会则是在工、军宣队进校“支左”、“文化大革命”进入“三批一清”（批资产阶级派性、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阶段的1972年举行的。“工作报告”是在军、工宣队、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指导下起草的，虽然对某些“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报告”的基调却在主要方面助推了极“左”思潮。
1980年召开了第五届党代会，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动乱基本结束，全党工作的重点也已转移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老练沉稳，谨言慎行”的党委书记、校长李绵同志亲自指导了“报告”的起草，“报告”首先讲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进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整班子，恢复制度及加强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然后，就“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及“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并要求党员“从实践中吸取智慧、克服和防止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问题，为我校各项工作的改革打下思想基础。
二、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施行
田文棠同志于1981年调任陕西师大科研处长。此时，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建设的开展，改革开放的深入，重视科技、重视科研也蔚然成风。但在有关部属高等师范院校的任务究竟是以教学为主搞好基础教育，还是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使二者并行不悖、互补共进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作为统管全校科研工作的行政业务部门，科研处有必要也有责任将二者统一起来，并在重点搞好科学研究，加强科研队伍和研究所室建设，统筹科研经费，遴选重点项目及推动学术交流等方面，多做工作，狠下功夫。
首先，在科研人才的培养上，通过重点学科及学术梯队建设，帮助系科选定学术带头人，并明确其科研方向和任务。比如对数学系王国俊教授有关模糊数学的研究，当时的总支书记赵万怀同志提出发扬“人梯”精神，让叶彦润教授多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以保证王国俊教授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拓朴学研究。对此，科研处则予以大力支持，并提供更多方便，以使其研究工作逐步深入进行。
其次，在研究所室及科研设备的建设上也不断加强。1981年来，先后成立了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辞书研究室（后提升为辞书研究所）、激光研究室等，并购置有关设备，如供生物学研究使用的电子显微镜、进行光谱研究的激光器等。
再次，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活跃学术风气。比如于1982年初协助中文系以霍松林教授名义发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唐诗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27个省、市近180名著名专家学者、老教授出席了讨论会，共提交论文90多篇，20多个科研、文化、新闻、出版单位和70多所高校派出代表参加。会议着重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研究的成就、问题，唐诗的发展规律和作家、作品、流派、风格，以及唐诗的教学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这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次空前盛会，省委领导周雅光同志还在省委礼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其影响之大、收获之丰也是令人赞叹的。
另外，当年年终按学科专业分系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先后近20场，吸引了宝鸡、咸阳、延安等地有关院校教师及新闻单位记者前来参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田文棠同志撰写的2篇有关科研管理的文章，也分别发表在国家教委主办的《高教战线》及《西安晚报》上。
三、原西安统院五年工作的回顾
田文棠同志1987年调任原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1992年辞职离任，先后在西安统院工作五年，主要是主持党委日常工作，负责全院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教学科研和后勤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在党的工作方而，通过校系领导班子的述职报告及群众评议等活动，加强了思想建设和分工负责的责任制。这一做法得到科教部的肯定。在思想工作方面，主要通过学习文件、坚持正面教育、作辅导报告、谈心得体会等形式，对教职员工进行有关形势教育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收到较好效果。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在1989年未曾处理过一个学生，他们的毕业分配也未受任何影响。
在教学管理方面，协助院长王广森教授，为统院的教学评估和规模提升作出努力。当时，统院仅具招收二年制专科学生的条件，后经院领导班子和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通过有关部门的教学评估，认为在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水平上已初步达到招收四年制本科生的条件。后由王广森院长与田文棠同志向教委作出口头与书面汇报，经教委审批，同意统院由专科院校提升为本科院校。在吴敏教授担任院长期间，统院仍在向着多学科的经贸类高等院校不断迈进，力求改变原有单科独进的状态，后来的四院校合并也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打下基础。
四、多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
田文棠同志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学习。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利用寒暑假期，请邻村的最后一位老秀才讲述《大学》、《论语》等书，大学期间，又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较多的中外长篇小说和名著，还向报社投稿，撰写评论文章。参加工作后，为了适应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又阅读了有关马列著作及中外哲学名著，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笔记》、康德《三批判书》等，有些书籍，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先后曾阅读过好几遍，对于提高理论思维，增强思辨能力有着很大帮助，也为他后来的文化研究和探索做好理论、文字和资料方面的准备。
田文棠同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探讨，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文化“整合论”；二是文化“认知论”；三是文化“源流论”；四是文化“魅力论”。他的文化学习研究专著也基本上是按照以上四个问题集结形成的。
《魏晋三大思潮论稿》于198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后，即在海峡两岸产生一定影响，《哲学研究》、光明日报主办的《博览群书》等多家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台湾“云龙出版社”也来信提出“以繁体字在台独家发行”。作者还以此书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为中国社科院方克立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撰写了有关魏晋玄学部分的词条，北大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魏晋玄学研究》也收录了该书有关章节。2007年该书又第二次修订印刷。书中所说的“三大思潮”即指魏晋时期的“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三理互融互补，以至形成援道入儒的玄学思想，并由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汇相互整合的道理。
《阮籍评传》，1994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三次印刷，先后共印近10000册，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引起一定反响。该书由汤一介教授推荐为其主编的《中华历史名人·道家系列》所撰写，曾获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
《中国文化的整合与认知》1998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从文化整合与文化认知的审视角度，对中国文化结构模式和人文精神的发展形成与演变，作出尝试性的探索。对此光明日报曾发表《审视中国文化的新角度》的评论文章。
《中国文化源流视野》200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历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其特点在于将新旧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也纳入了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并就其未来的发展走向与前景，作出前瞻性的描述。全书共40万字。
《华原磬》200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辛亥革命前后三个同学与三个家庭的不同遭遇，及一对孪生兄弟与一对孪生姐妹之间的爱情纠葛，再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书中人物纷繁众多，场面恢宏壮阔，情节曲折离奇，形象生动逼真。既有战争与和平、爱情与生活的描写，又有现实与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叙说，对西安事变前夕及解放战争期间有关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诸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杨虎城、胡宗南、董钊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是一部虚构与纪实兼有、浪漫与白描共存的可读性较强的西部文化小说。全书共40万字。
《东方智慧的现代魅力》（与他人合写）200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通过儒家文化对社会文明的作用，及道家文化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对东方文明和智慧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及其所产生的诱人魅力，作出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田文棠同志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暂名为《长安礼学与周秦汉唐》的学术专著，并主编一套有关《长安礼学文库》（第一辑）的丛书，力争尽快与读者见面。
（闻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