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又可，名简，字居敬，号又可，男，1890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乡的一个耕读家庭。1910年由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毕业，1914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1919年毕业并获理学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留北大任矿石分析化学教师，同时由李仪祉先生推荐兼任北京弘文公学校长。先生不仅是第一位考入北大的陕西籍学生，也是第一位在北大任教的陕西籍教师。在1919年9月北洋政府于故宫太和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中先生名列第七。
1931年，为造福乡梓，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应陕西省教育厅邀请，先生回到西安。先后在西安高等学校（专科）、西安二中、西安高中、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西安医学院前身）、陕西省立药理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等多所学校任教。1944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前身）建校伊始，即任理化科副教授兼负责人。1949年至1954年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任教授兼副主任。从1955年西安师范学院成立化学系以来，先生先后担任过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65年退休。
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9年西安解放后，先生被任命为新政权西安市监察委员，并先后被选举为西安市人民代表，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先生深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他以培养科技人才为己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先生更加坚定了走以教育为业的救国道路。先生一贯认为，学校教育一方面要使学生掌握系统化的基本科学理论，建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法，另一方面要与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指出，教学形式应是“讲授、实验、辅导、练习缺一不可”。他首先倡导修改旧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亲自组织编写各类学校化学专业讲义，增加了演示实验和科普知识等内容。旧中国陕西的办学条件差、困难很多，学生的基础差异很大，先生借助课堂上的演示实验和实验课激发学生兴趣，并自制模型、图表，带领学生去工厂参观，使学生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先生授课时语言生动幽默，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得学生欢迎，课堂上经常响起欢快的笑声。1937年，抗日战场上大批伤员运到西安，学校要求教师结合课程内容讲解救护技能和医务常识，先生即主动安排了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带领学生去工厂试制炸药，同时指导民众开展防止毒气工作，支援抗日斗争。当时陕西师专等校办学条件极端困难，经费很少，没有实验设备，理化科专职教师只有他一人，他克服重重困难，为办学筹措经费，甚至屡屡援笔作画，以润笔支持教学的顺利进行。1949年西北大学成立师范学院时，大多数课程无新教材，实验室也很简陋，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为保证教学顺利进行，先生殚心竭虑，想方设法，做了大量工作。几十年来，先生亲自执教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矿石分析”、“化学教学法”等课程。
先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几十年，培养出大批革命和建设人才。在主持师大化学系工作的同时，先生全力投入教学改革，并亲自担任多门课程的讲授。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论述严谨，得到学生的普遍爱戴。当年听过先生讲课的学生回忆说:“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切入要害，联系实际。对于重点和难点内容,先生深入浅出，用生动简洁的语言总结成便于记忆的语句，令人终生难忘。通过演示实验诱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活跃课堂气氛，先生的实验技能颇受佩服。”先生爱护学生，但在学习上要求很严格。他经常勉励同学们要珍惜时间，发愤攻读，养成严谨治学的作风。他曾多次在课堂上强调说：“你们将来是中学教师，为人师表，是学生的楷模。写字、板书必须规范、清晰，这是个责任问题。”
在主持师大化学系工作的十多年中，先生待人真诚坦率，谦虚谨慎，从不以老教师自居。他理解和关心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他们，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根据全国高师会议精神，先生主持修订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的教学大纲，教师们编写的讲义，先生都要一一审核。他认为师资质量是办好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关键，把师资培养作为一项首要的工作常抓不懈。他提出“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的口号，充分发挥了老教师在培养青年教师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老教师积极开设新课。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实行在职培养与外出进修相结合，同时从外校调进研究生和高水平中学教师，选留优秀本科毕业生，增设函授本科教育，并开始招收研究生，为以后化学系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先生很重视化学系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工作。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实验室建设，从60年代起每年将学校给化学系拨款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增加大型仪器设备、改善教师科研工作条件、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等方面。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善，化学系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这期间教师编写了5种新教材，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无机组教师关于稀有元素锗的提取，有机组教师对活性染料、离子交换树脂和固体发光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先生心胸豁达，诚实耿介，淡泊名利。在京从教期间，冯玉祥、胡景翼等政要先后多次专电邀请先生为其主持财政，均被先生婉拒，仅允帮助清理河南财政一个月。其间查出四十余万圆舞弊账目，对多数同僚按官场的陋规“瓜而分之”的劝诱先生一笑置之，断然悉数充公。数月之后，冯玉祥在处理一起舞弊大案时曾感慨地向众人说道：“若有人说又可兄舞弊，我冯某人敢以头担保他不是那种人。”
先生无时不关心国家大事，现尚存有大量先生亲笔手书读报笔记。受我国农本主义传统熏陶，他虽主业理工，但非常关心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民的疾苦。娶妻马氏婉如，亦世代务农的泾阳乡村农家女。先生常于寒暑假偕妻并孥，深人乡村，体验农民稼穑之苦，并向农民介绍新式耕作及灌溉之便利，深得乡邻欢迎。1928年至1932年陕西连续五年遭受旱灾，关中是重灾区。先生在北京亲自组织成立赈灾会，号召各界人士和民众募捐，用募捐款在山东等地购买了大批粮食和衣物，在军阀混战的艰难局势下亲赴山西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交涉，历尽艰难，把粮食运回陕西，监督发放给灾民。当发现有外地不法人贩贩卖灾区妇女人口的现象后，先生十分愤慨，多方奔走与当局交涉，引起当局重视，并采取了比较得力的措施，终使许多被贩卖的妇女被追回与家人团圆。事后，国民政府电邀先生赴南京有所委任，被先生婉拒，为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亲笔为先生题词“给孤独尊者”以表钦佩，此牍冰雪宣素底，宽二尺有余，高越尺五，每字径约三寸，后惜毁于1966年“文革”。
先生热爱祖国，思想进步，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民族振兴事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先生与北大师生一同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爱国斗争。1922年加入由李子洲、刘天章等人组织的旅京陕西青年进步社团“共进社”，先生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9月，北京共进社召开扩大会议时，当时占据北京的奉系部队包围了会场，逮捕了与会的社员。当天中午，方仲如找到因主持弘文公学校务会议而幸免被捕的先生，告诉他奉军逮捕的社员共有42人，并在现场搜出《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北京当日报纸也登载了关于“捣毁了共产党巢穴”的消息。先生闻讯即约同乡师子敬连夜赴天津，找到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设法营救，由于陈与奉军上层官员于珍、杨宇霆过往甚深，营救成功，42人分两批全部获释。这42人中后来许多人参加了革命。在白色恐怖时期，先生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学生，党的高级领导人王若飞亦曾于先生家中下榻多日。1937年，先生支持长子侯广慈（塞风）赴延安参加了革命，1950年又鼓励女婿成在南赴朝鲜作战。
先生早年饱读经史，博闻强记。擅丹青水墨，尤精山水写意，书法二王，画师摩诘，在京期间曾与徐悲鸿等人同为最早的“中国画法研究会”成员，在国内和日本都曾举办过先生个人画展。目前大多数作品流散民间，仅偶然可见。所存最后一巨幅山水中堂亦在“文革”中为他人巧取，现存可查的仅为先生早年学画时的习作数十帧，且多为花卉翎毛。先生业余极其喜爱对中国民间医药宝库的发掘和研究，集有民间偏方验方近千种。同时精通英、德、日诸国语言文字，50年代初尚以六十高龄苦学俄语，终而能够自如阅读俄文专业文献资料，用以借鉴苏联教学方法和专业教材,改进教学工作。
先生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家里吃的通常都是粗米淡饭，经常穿打了补丁的棉布衣物，但却时常出资帮助家庭贫寒的学生和生活困难的群众，学校的许多工友、附近农村的田夫野老，许多人都是他的挚友。
侯又可先生于1976年3月以86岁高龄辞世。
(侯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