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掌握时代尺度的丰富史料为佐证，同时又需具备地域广度的地理基础为依托。在多年治学的基础上，史先生认识到，文献记载是前人积累的成果，但并不是都完全没有错误的，前人所接触的事物和环境未必还能保存到现在而了无改易。如果不从事实地考察，不易知其究竟。当然，实地考察也不能不与文献记载相勘证。因为现在所能见到的事物和所经历的环境，未必就能与前人所见到的和所经历的相符合，轻易以现在的事物和环境评论前人的得失，也是不公允的。史先生不仅这样认为，还身体力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走出书斋，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突破前规，为从古相传至今的中国沿革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秦直道最早见于《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到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由于司马迁只记载了秦直道南北的起讫点，并未说出具体的途经之地，给后世留下了千古未解的悬念。秦直道就是史先生当年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项目之一。1975年史念海教授在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发表了长达两万余字的《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有史以来第一次绘出了“秦直道”具体路线图。并从六个方面对“秦直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直道修筑的战略意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征，把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在新取得地区设立了九原郡。出于积极防御的需要下令修筑直道，如果匈奴发动骚扰，秦军可由咸阳循直道抵九原郡进行抗击。
■直道的起点
直道以云阳为起点，云阳以北甘泉山建有林光宫，秦始皇经常来避暑，兼有抗击匈奴坐镇指挥的政治意义。今淳化县北梁武帝村即遗址所在。因这里曾建过汉武帝庙，后人讹传为梁武帝，故有此村名。村东南2公里海拔1276米，好花圪垯路旁海拔1768.9米，相差492.9米。从梁武帝村北行，一路慢坡就可达好花圪垯之下。
■子午岭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进入子午岭直道循岭北行。子午岭南段直道的具体记载，始见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直道在襄乐县东80里子午山上。”今襄乐镇东80里艾蒿店和五里墩之间一段子午岭，直道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富县之西从兴隆关至土桥之间30里上下的一段子午岭上，现在还可以寻觅直道的遗迹。据旬邑石门关一带人们记忆，距今数十年前，由石门关至马栏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脉风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道路。子午岭上直道遗迹能够保留到现在，是历代断断续续通行的结果。但这只是一个原因。而灌木丛生、植被茂密应该是另一个原因。■子午岭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据唐代《括地志》记载，庆州华池县西45里子午山有秦时的故道。子午岭北段主脉之上，现在绝大部分还有道路可通，应该就是直道的旧路。理由如下：其一，唐代记载华池县有秦故道，说明直道依然是循着子午岭的主脉向西北进展的。其二，从秦始皇修直道到现在，贯穿子午岭的东西道路不少，其中富县、黄陵县之间有古道岭。以古道为名，说明岭上的道路来源很早。虽然有古道，直道并没有从这里下子午岭，因为兴隆关以北子午岭上的直道现在还有遗迹可寻。葫芦河有两个源头，一是二将川，经白豹川可到吴旗县南的金汤镇。一是荔原堡川，经樊川可到金汤南面的旦八寨。这里都是宋和西夏的战地，当然也是通往洛河流域的大路。是不是直道由这几条河谷北行？不是的。唐代记载华池西子午岭上直道的遗迹，就可完全否定这样的推测。直道不下山，正是要避开河谷曲折和横越横山山脉。因此，华池县的紫坊畔和定边县的铁角城等地附近后来虽都有子午岭下到河谷的道路，但是直道仍然没有中途下山，而是循着主脉辗转前进。其三，为什么现在子午岭北段的直道遗迹稀少？北段是黄土梁状丘陵，已大量开垦，成为农田，山顶岭头有不少地方较为平坦，开垦就愈为普遍，这势必使直道遗迹减少。
■鄂尔多斯草原的直道及其遗址
九原郡的治所虽在黄河北岸，辖区实际包括鄂尔多斯草原。现在鄂尔多斯草原相当多的地方已变成沙漠，但在秦朝却不是这样，丘陵台地到处散布，又杂以大小不等的淖尔沼泽，在其间探寻遗迹实非易事。虽然如此，却也并非了无踪迹。在东胜城西南90里海子湾发现遗迹，两端早已断切下陷，残留可见的长度仅有百米左右。路面残宽22米。一般道路的修筑是与附近的城池有联系的。新筑的道路往往迁就旧有的城池，而新建的城池也往往迁就已有的道路。秦始皇取得河南地后，设立了几十个县城，不能说直道与这些县城都没有一点关系。可惜这些县城数目还难肯定，但是在海子湾遗迹附近已有古城发现。由昭君坟至红庆河，南北长约200里左右的道路旁，竟有四座古城遗址，这段道路有22米左右的宽度，也非一般的道路可及。说它是直道的遗迹，谅不为过。
■直道的修成及所起的作用
修筑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九月以前，秦始皇死后的辒辌车就由直道回到咸阳。仅仅两年半工程就全部完成，这是历史奇迹。西汉文帝时，匈奴南侵两次，进入上郡的一次，只是缘边骚扰性质。入萧关抵甘泉山下，那就是严重的进攻。为什么不从直道南下，却远远绕到了六盘山下？游牧民族向南进攻，一般都取路于河谷。而当时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实际，这正是直道使匈奴有所顾虑。不仅不敢试探，匈奴右贤王曾一度入居河南地，不久复又撤走，就是这个缘故。在和匈奴继续对峙的形势中，关中所受的骚扰不如北部其他地区严重，正是由于直道起了一定的作用。(上)(未完待续)
史先生首开秦直道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为后续研究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0年之后，《光明日报》以《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国防工程古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为题，对勒之林作了新闻报道。1987年《西北史地》发表了王开《秦直道新探》，1988年《文博》发表了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
上述考察者所走的路线和史先生不同，这就在学术上产生了经地相异的走向问题。读完这些论文和消息后，史先生又写了长达三万余字的《秦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一文，依据文献的记载和实地考察的成果，从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质疑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史先生认为：
一、直道是否南北笔直
靳之林勾画的直道，南北大致成直线。秦时陕北诸县可考者只有雕阴、高奴、阳周、肤施四处。这四个县在所附的路线图中皆标出，但距所说的直道皆甚远，如何能够对直道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直道确是南北端直的，在秦时是要经过上郡的。既然经过却和上郡的治所以及县城都没有联系，这在政治方面是说不过去的。若是说富有军事意义，不必多涉及到地方的政治，地形的选择应具有重要的条件。当时的上郡绝大部分是在现在陕北地区。那时不仅有河流，也有了沟壑，若要军事行动迅速，就不能不考虑到避免这样一些地形方面的阻遏。仅仅从这一点来说，这条道路虽以直道为名，却不一定就是南北笔直的。其实，九原和云阳本来就是南北相对的，联系两地之间的道路，虽因地形的影响而稍有弯曲，也是无妨于直道的得名的。
二、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大道，是秦始皇以前的旧道，也是秦始皇全国驰道的组成部分，与直道无关
有的考察者认为直道是经过高奴、阳周和肤施向北延伸的。肤施县本是赵国的土地，秦昭王时取得了这个地方，即移上郡来治。赵惠文王三年，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时肤施仍属赵国。赵惠文王三年为秦昭王十一年。秦昭王二十年，王之上郡北河，设郡当在秦昭王十一年至二十年之间。如迟至秦昭王二十年，下距秦始皇三十五年蒙恬修凿直道之时，已有七十五年。赵武灵王、秦昭王、秦始皇都走过这条道路，这是秦始皇驰道系统中的一段。如果说直道就在这里，为什么秦始皇在修筑直道时竟舍弃旧路不用，而在其近旁另辟一条新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的考察者说，直道并非蒙恬新勘测的路线，只是在战国中后期的九原、上郡、云阳、咸阳间的旧道基础上改建、扩充而成的。秦始皇于三十二年行过这条道路，到三十五年又要翻修改建，秦政虽然繁苛，但像这样不尽情理的事情还是少见的。三十七年秦始皇崩逝之时，扶苏、蒙恬率重兵驻于阳周。阳周正当于由肤施南行的道路。李斯、赵高等辈共立胡亥，何敢轻易扶始皇棺柩经过这个地方。可见始皇棺柩所经过的直道并非就在上郡治所的南北。司马迁曾经走过这条直道，工程的艰巨致使司马迁认为这是秦亡国和蒙恬杀身的原因。司马迁曾经走过许多驰道段落，都没有提出若何批评意见。如果蒙恬所修直道只是改建和扩充旧道，何至于引起司马迁的批评。
三、经过今富县、志丹、安塞等县的圣人道为赫连勃勃所修筑，并非秦始皇的直道
有的考察者说，所看到的秦直道遗迹，以富县境内的遗迹保存最为完好，这是判定直道至沮源关后，折由古道岭进入富县境内的一个依据。所根据的文献记载是康熙《鄜州志》：“鄜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条。”《鄜州志》解释这个圣人条，说是“疑即（蒙）恬所开者”。《庆阳府志》也说“秦直道俗称圣人条。秦以天子为圣，故名。有的考察者解释说：“古人称皇帝为‘圣人’，少数民族称道路为‘条’，圣人条即为皇帝所筑，使用的道路。”因而把《鄜州志》怀疑的问题肯定下来。有的考察者认为，这条道路上梁后北行，经过白家店、后和尚原、八卦寺这百余里间，直道路基遗存很多，宽度均在30米至50米间，显示了秦始皇直道、驰道的宏伟规模。他还在甘泉县洛河上发现了圣马桥。他解释说：“桥以圣马为名，当指为秦始皇的兵车、战马所经过。”他又在志丹县境内发现以条命名的村庄比比皆是，如安条、杨条等都是位于直道沿线的居民点。安塞县镰刀湾一带也有古道遗迹。其实这条道路始见于《太平寰宇记》。原称圣人道，而非圣人条。圣人道经保安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即赫连勃勃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宋保安军即今志丹县，夏台即今靖边县白城子，为赫连勃勃的都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夏太后城：“在（鄜州洛交）县西三十六里……留太后于此，筑城以居。”这两条记载和王开所探寻的道路完全吻合。赫连勃勃由统万城南行，必然经今安塞县西北镰刀湾。镰刀湾于唐时为塞门镇，其北十八里处有芦子关，为夏州与延州往来大道。安塞县镰刀湾一带有古道遗迹，这无疑就是赫连勃勃所开的圣人道。
四、汉文帝和汉武帝由甘泉出巡，并非完全遵循直道
文帝三年由甘泉经过高奴是要前往太原的，然大要不出南北两途，一由蔺、离石东行；一出定阳。离石今山西离石县，东行即可抵晋阳城下。定阳在今陕西宜川县西北，东隔黄河与北屈县相望。春秋时就已是晋国通往黄河以西的要道。汉武帝北巡的路程绝大部分是在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南北大道上，一直北抵五原。云阳是甘泉宫的所在地，武帝和文帝都是由直道北行的。由直道北行并不是说非要遵循这条道路走到尽头不可。
五、直路县和除道县
《汉书·地理志》记载，北地郡属县中有直路县和除道县。直道经过北地郡，这两个县的命名应与直道有关。《地理志》对于除道县来说，历来舆地学者皆未能指出它的确实所在。《地理志》于直路县注：“沮水出东，西入洛。”沮水源头在今耀县柳林镇的西北。沮水流经的地理既明，自可进而求直路县的所在，当在今柳林镇的西北。《大清一统志》引《中部县志》说：“直路县在西北二百里。”并加以解释说：“疑直罗县本即汉之直路县，后人讹路为罗耳。”可是《元和郡县图志》却另有说明：“直罗县，本汉雕阴县地，后汉因之。魏省雕阴县。……隋开皇三年，使户部尚书崔仲方筑城以居之，城枕罗原水，其川平直，故名直罗城。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于此置县，因城为名。”李吉甫去隋未远，所言当属翔实。撰《大清一统志》的馆臣，未能细加慎审，误引《中部县志》的谬说，而又望文生义，贻误后学。《地理志》在冯翊的属县中有一个翟道县，在今黄陵县西40里。翟道县的名称和直路县相似，因此，就有人以之和直道相联系。《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翟道县的得名，显系当地杂居有非汉族的部落。《穆天子说》：“南征朔野，径绝翟道。”远在秦始皇修筑直道以前，就已经有了翟道这个地名，可见其间是没有若何关系的。
六、沮源关北沿子午岭西北行的道路不是秦通向西北的故道，也不是宋代的古道
靳之林说，沿子午岭主脉折向西北的故道可能秦通西北的故道，而不是直道。所谓秦通西北的故道，未见具体的说明。以意度之，可能是说秦始皇以前就有过的道路。早在秦昭王时，为了防御匈奴，在北陲修筑长城。这条长城隔绝南北，可以通行的主要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大路，一条当是经过北地郡所属朝那县北行的大路。所谓秦通西北的故道，也许只是想当然的说法。宋代与西夏长期相互对峙。边防重镇主要是延安和庆州。由庆州前往西夏，即溯马莲河道。由延安前往西夏，共有三条道路，皆与子午岭无关。子午岭北段有一些堡寨，也经常为宋夏两国争夺的战地，如白豹城、荔原堡等皆时有兵争，可是双方进兵的路线，却皆不取子午岭上。可知所谓宋代古路也是揣度之辞，于史无证。
由于这些选择了不同路线进行考察的，大多是非历史地理学专业的人士，比如靳之林是画家，对史先生的质疑并未做出专业性的回应。以后，陆续有人关注“秦直道”，据说写文章的大约千人，实际考察的约20余人，这其中绝大部分也都不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的人士，可能因为考察目的和重点不一样，至今没有见到像史先生那样全面系统的专业性论文。
2009年初，陕西考古研究院在富县张家湾附近，对“秦直道”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发现，这个消息很重要，但是，在秦直道全程走向尚存在较大歧义的情况下，现有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尚难以形成颠覆性的说法。关注者及其文章虽然颇多，但争议的内容仍没有突破史先生八十年代和诸考察者探讨的范围。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古道路因为道路沿用时间较长，遗存破坏严重等原因，考古进度缓慢，秦直道研究的重点难点首先是道路走向问题，这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对此观点，我非常认同。从史先生第一次绘出路线图以来尽管时隔35个春秋，秦直道走向问题仍然是重点难点问题，甚至是具体路段考察的前提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秦直道”的报道屡有所闻，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关注文化事业的人多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自费探秘，在普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考量标准的社会环境下，这种非营利性的文化行为是值得称道的，尽管文化热情是有很大的渲染力，但热情过后还是要回归到冷静的理性思考中来。目前，从事旅游文化、文学创作、地方史志以及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的同志热情很高，这种难能可贵的热情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对从事历史地理专业研究者来说，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在秦直道老话题再次被热议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温故而知新，将史先生的研究成果摘要发表，让更多的人系统全面地去了解，在思辨中让“秦直道”变得更清晰，并以此激发学术界同仁努力探索的志趣，为秦直道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符合历史地理原貌的专业支撑。（下，上篇见8月1日B7版）
[史念海简介]
史念海先生，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l93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禹贡》学会编辑，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代主任，西北大学教授。l954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1983年为唐史研究所及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史先生一生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作为恢复学位制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现在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成为博士生导师，其中有的还担任了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全国性学术团体会长等重要职务。
史先生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第八届民进中央常委、民进陕西省委员会第五、六届主任委员。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顾问，陕西省地方志副主任，陕西省社联副主席，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发起组织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不仅担任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而且创办并长期主编《唐史论丛》、《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学术刊物，促进了唐史、中国古都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先生亲自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刊物，代表了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