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陕西的新文学也走过了30年。30年间，陕西文学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昨日，陕西省作协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知名评论家和作家畅所欲言，总结了陕西文坛30年来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剖析陕西文坛现存的问题。
　　三种地貌“孵化”三位领军人物
　　为参加此次研讨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原《延河》杂志主编白描专门撰写了《新时期陕西作家成功因素概说》，对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并取得辉煌成就的陕西作家群进行细致分析，他认为陕西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京夫、冯积岐、莫什等都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难，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前提因素。“陕西作家都有一块自己坚守的领地：陈忠实从关中平原出发，路遥从陕北黄土高原出发，贾平凹从陕南商州出发，这些地方是他们作品的出发点，也是价值观的产床，所以，陈忠实坚密厚重，路遥开阔放达，贾平凹俊逸灵秀。”白描用三位代表作家概括陕西丰富的地域文化背景对作家的“孵化”作用。
　　陕西的三个地理板块，造就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文化板块，这三个文化板块又造就了陕西三个领军人物的写作风格，白描说，这种风格是和故乡的风貌地理人文环境相通的，是和故乡的山水土地赋予他们的性格相一致的，这三位代表作家，正好印证了陕西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白描形象地说：“画家、裁缝可以家族承传，但想培养一个作家出来太难了，但陕西的文化传承的确变成了作家的有效孵化器，想想，我们这支队伍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因为他们都有土地赋予他们的非常美好的品格。”
　　陕西作家都很“乖”
　　“陕西几位代表作家都没有受过精英教育，但是从小却饱受磨难，虽然路遥、贾平凹进过大学的门，但都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历尽坎坷，在人生的最底层体验了最真实的生活，对生活有深度的感情体验，为创作做了准备，这是京、津、沪的作家们难以相比的。”白描说。
　　对陕西作家的整体形象评价，白描总结是“老实”：“我们这支队伍起步时期是非常自卑的，在一些研讨会上，陕西作家的表现都很‘乖’，但这种乖是表面的，他们的内心很丰富，做人老实，预示了他们潜心写作的态度，老老实实搞创作，造就了他们30年来的成就，老实是成全陕西作家的态度。”
　　白描介绍，现在的文坛，有很多人“讨巧”，长篇接二连三地拿出来，餐桌上听到个故事，朋友发生的轶闻都能当小说写，但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完全凭经验写作，陕西的作家从来都是忠诚于生活，“作品里有没有‘干货’，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北京很多作家提倡快乐写作，陕西作家都不理解，他们拼血泪、拼命，做出来的是‘行活儿’。”
　　已在北京定居的陕西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何西来，此次专程赶回陕西参加“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作为研讨会上首个发言的专家，他说：“现在，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我们陕西几代的评论家都有实力，强手很多，但从领导的力量来讲，组织得不够，能反映实力的东西极少。我倒是建议，组织评论家们为陕西的作家每人出一本研究专著。做这样一件事太必要了。”
　　作家不成功要骂自己
　　一贯语出惊人的著名评论家李星在这次会上再次语出惊人：“作家不成功，先要骂自己。”
　　他认为，陕西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这是一门艺术，沈从文曾说，优秀的作家永远和一流的政治家对话，有些作家回避现实，这没有脚踏实地。处理作品与现实的矛盾是个大技巧，贾平凹的《高兴》就处理的非常艺术，非常成功。“作家自身的成败绝对在作家自身素质，为什么王朔说话很尖锐，他能说出来，依然还活得很自由，但我们有些作家却觉得不敢说话，觉得不自由，咱们跟王朔比起来，智慧是不是差多了？提高自身修养，才能自由说话。”他说，“没有一个作家是卑微的，没有一个作家在觉得让人瞧不起的情况下成功，路遥的磅礴大气，陈忠实的狠劲儿，作家都讲究‘捂气’，捂圆了气，才能自由说话，作家自己学识、思想、修养、甚至处人的艺术，都非常重要，人的敌人都是自己，认识你自己最重要。”
　　他认为陕西作家有五个趋势：正在走向文学，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正确的表达自由，走向个性；走向人文，现在文学走向人性道路比较远；四是回归传统伦理，现在的21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还在陕西文学开创的思想格局中，《白鹿原》是回归传统伦理的代表；五是回归汉语言文学，贾平凹为代表，从西方文学的翻译体，变成了真正的汉语写作，红柯的《乌尔禾》则是打破了文学与诗的界限。
　　作品要突破出身阶层
　　大部分作家出身农家既成全了陕西作家质朴的本性，但也为他们带来了局限，白描说，陕西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种保守性，作家必须突破出身阶层给自己带来的局限，曾有人提出，陕西作家要“走出潼关去”，不仅仅是作品在省外发表，还应该在意识形态上跨入更广阔的领域。
　　白描说，对身上有着深深农家烙印的陕西作家，就涉及到如何构建生活理念、如何把握历史观、如何审视道德评价标准、如何丰富和开阔艺术视野等问题，作家自己更应该有这样自觉的意识，有句话叫，与其超越别人，不如超越自己。超越自己，也是摆在陕西作家面前最难的一道“坎儿”。
　　多关注“第四种文化”
　　“其实，除了陕南、关中、陕北三个基调的文化外，大家都忽略了陕西的另外一个文化样态——胡夷文化，陕西应该是四种文化。”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教授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新观点。
　　他说，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块形成了陕西三种文化，其实，近30年来，陕西出现了第四种文化，例如，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红柯的《乌尔禾》，还有叶广芩的一系列作品，都代表了这三种文化样态之外的文化，但是大家对三大文化研究较多，对后起的第四种文化似乎关注太少。

                            转自《华商报》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