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考
采访西安远东二中校长曹玉安，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提起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时的那次特殊的考试，曹玉安记忆犹新：“那次高考是我这辈子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它让我从一个下乡的知青走向了今天这个中学校长岗位，如果没有参加那次高考，我的人生将又会是另一种状况。”
18岁响应号召成了下乡知青
曹玉安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975年，18岁的他像所有的学生一样，从西安市下到原长安县杜陵公社西北大队，成为了一名下乡知青。“那时候学生毕业后全都下乡，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热情都很高，当时从没有想到过高考，因为高考已经停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认为毕业后下乡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知青点20多名知青，只有我衣服上别支钢笔，还只写个领条什么的，很少有人想过学习的事。”
提起当时下乡时的生活，曹玉安感慨地说：“那时候真是苦，我们20多个知青组成了知青农科站，我是副站长，就相当于一个生产队长，我们站负责种近百亩地，种一些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农闲时就修生产大队的水渠，那些水渠全是我们修的。农忙的时候玉米棒堆得像山一样，我们白天下地，晚上不睡觉剥玉米棒，我们这些城里孩子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再苦、再不习惯也得适应，也得生存。我那时候负责给大家派活，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通常都是留给我自己干，受的罪也最多。”
一句“拾屎的”让我记一辈子
曹玉安讲了他当知青时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知青负责种近百亩地，但是农民有自己家的粪，全上到他们的地里。我们没有肥料，我们只能拉着车去城里拾城里人拉的粪。那时候1976年防震，街道旁搭的全是防震棚，周围都是人们拉的粪便，我们特别高兴，赶快去拉，去拾。”
“记得有一次，正在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老远冲我们喊：‘拾屎的，这儿有呢。’我们当时就呆住了，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居然就是一个‘拾屎的’，当时那句话能让我记一辈子，怎么说呢，反正大家都挺心酸的。从那以后，我们每次来城里拾粪，都会绕开自家门口，怕遇见熟人，怕丢人。”
参加高考纯属偶然
“当1977年中央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们听到后没有任何反应，觉得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当时我们都不能随便请假回家探亲，所以临考前，很多知青都借着高考走了，名为参加高考，实际上是回家探亲去了。当时我还是没有参加高考的打算，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事。当时是我妈叫我回家去，说你回来，你就是不参加高考，也回来休息几天。我回家以后，心想既然回来了就要考一考，当时距高考只有29天。”
“我已经两年没有翻过书了，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当时的复习资料还很难找，我一个同学姐姐是印刷厂的，他找了一份复习资料我们一块用。在这29天期间，我还帮我同学家盖了三天房子，又被叫回生产队干了三天活，就没有太好地复习。因为也没有想着要考上，所以思想上也没压力，反而放得很开。高考那天，我大清早骑自行车赶到长安一中，买了个冷馍，刚到考场铃就响了，中午考完后在小摊上买了2分钱的凉茶，吃了个馍，下午继续考，第二天也是这样。当时的高考作文是《难忘的一天》，我就写了我第一天下乡当知青的一天，满分60分的作文我得了57分。现在想来我能考上应该得益于我的作文，得益于我平时的学习功底。”
大年三十晚上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谈起当年的高考，曹玉安如数家珍，三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每一个情景、每一个细节，甚至当时的试题，自己的高考作文写了多长，怎么写的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的高考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学生参加高考压力特别大，复习特别紧张，当时大家都比较轻松，因为也都没有太认真对待，填写志愿时我只用了二分钟。但是实际上，当时的高考是停考11年后的首次高考，压了11年的学生都来参加，录取率特别低，所以竞争应该是特别激烈。”
“等到我考完了，就感觉是任务完成了，又回到村子里当我的生产队长了，很少再想过这个事。到了1977年底的时候，知青们纷纷想办法招工回城，我也被招工进了西安焦化厂当了一名炼焦工。就在我上了8天班后，大年三十的晚上，生产大队的书记给我捎了个话，他说你今天必须回来，有个重要的好事等着你，你要不回来这好事就没了。等我回去后他给了我一个信封，一个小小的信封，我拆开一看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高考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否则我最多是个焦化厂的炼焦工。”
曹玉安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远东二中任老师，随后到厂党办，历任秘书、科长等职，1999年回到远东二中任副校长，2005年任校长。
“我的大学同学里，有来自各地农村的，当民办教师的，还有像我一样的下乡知青，干啥的都有，现在他们当官的当官，做学问的很多都是教授，还有做生意经商的。总的来说，那一年的高考太特殊了，社会非常关注，就好像平地里响了一声春雷的感觉，它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还整整改变了一批人、一代人的人生。
转自：《三秦都市报》2007年0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