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79向前看
　　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一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年的高考生韦成枢，也怀着“向前看”的心态憧憬着……
　　【那年那月】
　　科学大会召开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右派分子摘帽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小岗村农民大包干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定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
　　试办“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奔小康目标提出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
　　【那些事儿】
    谈恋爱 　　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少数人视为可耻和堕落。但1978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烫个“鸡窝”最时髦 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1978年，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跳舞热1979年，跳舞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舞厅，拉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25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在此时播下了种子。
    私家车解禁1979年，国家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但那时的私家车价格低廉，多是私人用来跑运输或当出租车使。
    流行焦点：“不良少年”引领时尚
    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没错，喇叭裤就是中国人在这近30年里最初的冒险，冒险者是中国年轻人中的极少数。在我们的记忆里，第一批穿喇叭裤的人，不是“男流氓”，就是“女流氓”，通称为“不良少年”，你敢穿喇叭裤？这可是个道德问题！
    几年后，人们开始对喇叭裤鼓掌。
　　【状元故事】
　　■反应快是我的“缺点”
    上小学时，我的反应就很快，往往数学老师题目刚说完，我的答案就喊出来了，所以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里好几年都写着唯一的缺点：“上课有时接老师话把儿”。尽管如此，我的学习一直很好。1958年“大跃进”开始，母亲组织一些妇女成立了机器刺绣社，忙得没时间做饭。我从10岁开始就学着做饭了。上初中后，下午放学我做好面条，招呼弟妹吃完，就急忙到学校上晚自习，手上的面有时都没洗净，同桌女孩常常笑话我。
    那时我家住在西安和平路，离26中近，我就在那儿读的初中。高中时，我考到了西安市20中，这是当时陕西唯一面向全省招生的高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高级中学。
    我上学全靠自己努力。上中学时，我看了不少小说，还有文史资料，很多书都是在上学放学路上看的。从和平路经过东十一道巷，再到建国路上的26中，大约十分钟路程，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发觉前面有人挡住去路，一看，是我母亲。我叫一声“妈！”母亲则嗔怪道：“注意看路！”我在路上还背过俄语单词、数学公式什么的，要么就是从小说、散文中抄的精彩片断、至理名言。
　　■哄睡孩子复习是我的高考
    1964年我上高中，当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上大学。可是1966年6月，高考停止了，一停就是11年半。1968年，我到秦岭深山中的宝鸡凤县黄牛铺公社插队，1971年到陕西机械施工公司当工人，两年后又当了老师。其实“文革”中有一些高校恢复招生，但上大学的方式是免试推荐。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总感到不甘心。
    1977年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在陕西省建工局二中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按国家规定，我还可以带工资上学。然而当时高考报名有多种限制，我的工作关系刚调到省建二中，无法报考。我想，既然国家恢复了高考，今后可能还有机会。
    1978年5月，我第一次获得了报考机会，成为老牌往届生。此时距高考不到两个月了，我加紧复课。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把中午的一会时间也利用上。我排出一个计划表，数学复习一个月，政治、地理、历史各复习一个星期，语文？算了，就不安排时间了。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书籍奇缺，我虽在中学教书，却连课本都找不齐。那时我妻子在变电站工作，经常值夜班。晚上，我将两岁多的儿子哄睡着，急忙点灯看书到半夜。
　　■没被录到北大是我的遗憾
　　1978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准考证号是102237。7月20日至22日在西安碑林区的第12中学参加了考试。第一天考政治、历史，第二天考数学、地理，第三天考语文。每门各100分，五门满分500分。陕西省从1966年~1978年的十几届中学生里有约30万人报考，文理本专科总共才录取1万人左右，相当难考。好在我过去底子好，又抽空粗粗复习了一遍，考得就比较轻松，感觉答得不错。
    当年每人发一张试题，试卷是一大张白纸。数学考试中，有的考生不会做，早早交了试卷。我一直到下考铃响交卷。监考老师收卷时看了看我的卷子，问我是哪个学校的，还说我答得不错。考后我也像现在的孩子一样估了分，我估了425分，只比实际考分423.9多估了1.1分。
    那时没有人讲解如何填报志愿。当年招生简章规定：“教师一般限报师范院校”。我当时是教师，填志愿表时想：“一般限报”又不是绝对限报，自己又只是“以工代干”的教师，而自己估分又比较高，所以我认为自己可以考到北京的大学。我在重点大学里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中文专业，还报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几所大学，二本院校报了陕西师范大学等学校。
    1978年8月，分数线公布，陕西文科一本分数线为310分，二本分数线为280分。后来我从省上、区上的招办得知，碑林区文科总分380分以上的只有我1人，全省文科成绩400分以上的也只有8人，不仅我的数学是全省第一，总分也是陕西文科第一。当年根本没有什么宣传“高考状元”之说，陕西省建二中在学校大门口贴了一张大红喜报，有我的名字和分数。成绩一公布，很多人都说，这一回韦成枢肯定要上北大了。
    谁料想招生录取时，我等了一周没消息，就到设在长安县长安饭店的招生处询问是否遗漏了。工作人员问了我的考号和分数，说，你这是最高分数，绝对不会漏的。结果被录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人员说，因为你是教师，只能上师范院校。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爱岗敬业是我的做人准则
    过了几天，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犹豫了将近一个月，最后在父亲的动员下，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报到了。省建二中的同事送我时说：中国将少一个考古专家，将多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
    我长期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科学的基本素养和长期的学习研究习惯，使我不断探究社会真谛。我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座右铭。这几十年里，虽然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但我一直认真做事，清白做人，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美德——具有良心、爱心、热心和恒心。十多年来，我和多位老师合作，取得过文科班高考的好成绩。在我们所教的学生中，有获1993年陕西省高考文史类状元的倪婷、2003年陕西省高考外语类状元的徐萧垠、艺术类状元的徐远，还有全省历史单科第一名的高劲松，文科综合第一名的杜轶群，等等。说到这些，好多学生的面孔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最高兴的事，就是这么多年来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认可和尊敬。看看这些学生毕业时给我的留言吧——
    “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了老师的形象：真挚、热情、如朋友般的知心。请保持您有魅力的微笑，因为在所有学生的心目中，它是您用爱心给予我们心灵的平视。”（高2002届齐潇颖）
    “您常常是以父亲般慈爱的形象和将军般指点江山的气概，以一种智者和长者的姿态立于讲台之上的。您的课堂里有千古兴衰的历史，您的笔下有沉蕴人生的诗句。您给我们希望，并引领我们面对自己，走向未来。”（高2004届秦珍子）
    “您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老师。我们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懂得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人生哲理。是您教会了我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高2004届王菁）
    这些褒赞我的真心话，比什么奖励都让我感到欣慰。本报记者 孙强 王瑞强
　　【状元印象】
    韦成枢快60岁了，但看上去实在不像个“老年人”。在三尺讲台上站了25年，整天与青年学子们呆在一处，仿佛让他也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
    谈起30年前的那场高考，韦成枢便拿出不少发黄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他当年的模样，那一张又是大学期间和几位好友的留影，而对他曾是1978年的文科状元一事却很少提。末了，他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留言簿，说，别看本子不值钱，这可是我的宝贝呢——那是他教过的学生毕业时给他的签名和留言。韦成枢一一指着学生的名字，清晰准确地说着谁当时多么调皮，谁当时学习优秀，最后考上了哪所大学……在韦成枢教过的学生里，曾经出过好几位状元。有人夸赞他，“昔登状元榜，今为状元师”。这时候，韦成枢的脸上就会露出满满的笑。
　　【状元谈高考】
    我在教师岗位上25年了，这十多年来一直带高三毕业班。说到高考，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还是最公平的选拔制度。高考给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开拓眼界、增长知识才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有些人上了大学，后来不仅个人，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得到改变、走向富裕的事例屡见不鲜。
    有数据说，30年高考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了3600万各种人才，当前活跃在各行各业的20多岁至50多岁的骨干大多是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当然，这些行业里也有不少没上大学的，但有一技之长的骨干力量。所以，高考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一考定终身”，一个人的成才有多种途径。
    有声音提出要“取消高考”。我不同意。试想取消高考后，是凭借中学校长的推荐，还是大学领导的慧眼来录取？是回归过去，只看“阶级出身”，还是由“工农兵推荐”初中生上大学？到底什么才是一个标准呢？如果这样做，只会出现不公平。（文中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高考档案】
    特例：1978年 两级学生进大学
　　1977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口号：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经过11年艰难坎坷的积淀，这批学生的素质之好令老教授们十分高兴。那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正是这一代大学生，提出了“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
    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
    1978年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研究生统一招生 恢复国外留学制度
    1978年，研究生招生开始实行统一考试。这一年，国家还首次举办托福考试,恢复国外留学制度。
　　【高考作文】
　　1978年：（略）
    1979年：
    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

转自：《华商报》2007年0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