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只有５个展厅的小小博物馆，对所有参观者免费，每周开放一次。她，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综合性妇女博物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著名妇女学专家李小江教授带着一群妇女志愿者开始了这座博物馆艰难的筹建工作。５年前，李小江把４００多件妇女人类学藏品交到了现在的馆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屈雅君手上，委托她在陕西师大建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中国首座妇女文化博物馆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揭牌，藏品也已增至６００余件。她，终于走进了参观者视线。
一、“石姑娘队”---中国妇女性别观念的成长
一面红旗占据着第一展厅最显眼的位置，用手轻轻地摩挲红旗的一角，可以听到因为布质粗糙而发出的清晰的摩擦声，红旗上大大的“石姑娘队”四个字是白布剪成，仔细缝在红旗上的。旗杆的白色部分有一团暗红色却很触目的污渍——是血污吗？不得而知。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河南省辉县的一座村庄里，一群姑娘成立了“石姑娘队”，亲手缝制了这面队旗。她们在水库工地上与男人们一起炸山、凿石、开渠，有人在这种极限的体力劳动中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些物品共同记录了中国妇女一段无比豪迈的历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过，独立意识带来了心灵的解放，也带来了身体上的苦难。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男女都一样”，就是女人跟男人一样；因此才有了许多无比骄傲的女矿工，女钻井队员，“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等等。当然，把男女平等理解为女人依照男人的体力去工作，反映了时代的局限，今天我们反思这段历史，会获得新的性别启示，同时也会看到中国妇女性别观念的成长历程。
旧式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可谓世界闻名。人们熟知的小鞋子这里也有几双，但值得一提的是山西运城一位富家女子的莲鞋。
它分内、外两双，外鞋鞋面及鞋底均由上好的牛皮缝制，鞋底上的铜钉至今晶亮如新；内鞋为宝蓝色提花软锻鞋面、薄牛皮底。穿着时，两双同时使用，外鞋鸟黑光亮，尊贵气派，同时隔潮防水，结实耐穿；而内鞋柔软的质地可以保护“莲足”免于为挺韧的外鞋磨伤，同时在炕上活动时可直接穿着。这双鞋材料考究，做工精湛，鞋内印有号码，大体可推断为２０世纪初年由正规鞋厂制作。
二、“江永女书”---举世罕见的女性文字
这里展出的是女书最后一代传人的许多真迹——作者已全部作古。女书是一种仅在女性中使用的文字。
在中国的湖南江永，妇女间结拜之风盛行，名曰“结老庚”。女人们不论姓氏异同，年龄大小，已婚未婚，只要意趣相投即可结为姐妹，一般是七人。结为义姐妹后便同亲姐妹一样，终生友爱，当地俗话说：“天下老庚第一亲”。
这些特殊的姐妹团体，在遇到天灾人祸，或感到悲伤烦恼时，常常唱读女书进行祈祷，或去找附近精通女书的女友诉说，女友就用女书记录她的一生苦情，边写边劝慰她，并且把这些宽心话也写出来。这样这些女人们通过诉苦排谴着心里的悲伤、烦恼，听人劝慰又得到了感情上的尉籍。
“贺三朝书”是女书最经典的形式。江永妇女婚后第三天，亲戚朋友、结拜姐妹要前来庆贺，姐妹们最珍贵的贺礼就是贺三朝书了。
它的封面是蓝布或黑布饰以彩线装帧，前几页用女书写上祝福的话，后面的空白留给姐妹婚后自己用女书去写。
这种小书常常用来夹藏彩线、花样和剪纸，是女人一生中最最心爱之物。女主人死后，它们常常作为殉葬品被埋掉或烧掉，仅有极少数被死者女儿或结拜姐妹们作为纪念品珍藏。这也正是贺三朝书无比珍贵的原因。
江永妇女还用女书创造了许多的“哭嫁歌”。按照当地传统习惯，江永女子“不落夫家”，结婚后不几日就可以回到娘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除了某些节日或婆家有红白喜事时要回婆家暂住外，都在娘家生活，有了孩子以后才到婆家定居。
在娘家的女儿生活是幸福欢乐，自由自在的，但到婆家后则往往要受丈夫公婆的严格管束，做媳妇的生活往往是沉重的、痛苦的。如女书中叙写出嫁苦情的诗句：“他家亦有新年节，不比在家做女时；做女风流真风流，做媳风流眼泪流……”，“实在可怜我一个，好比深山孤鸟形；该不听书恨不恨，拆开不同三日天；不曰命轻在心屈，世上泪流达万千……”。用女书写就的哭嫁歌，使用最多的字眼儿就是“可怜”、“伤心”和“眼泪”。
三、“生育文化”---不必明言的性教育
从夏娃受到上帝惩罚，要受妊娠之苦始，生育就成了女性生活中特有的内容，而夏娃禁不住蛇的引诱让亚当堕落，也使得偷食禁果成了男与女最喜规避的话题。事情成了好意思做而不好意思说了，事情的后果——生育自然也就被主流文化话语所禁忌。
河南淮阳县一带有个习俗，人们赶集时都要买一个“泥泥狗”，许多人自己也说不清泥泥狗到底意味着什么，买它有什么意义。“泥泥狗”，主体黑色，或蹲座，或站立，上有白、黄、绿、粉红等颜色涂成的鲜艳图案。后来有学者发现，所有这些“泥泥狗”身上，画的都是经过各种变形的女性生殖器官，并认为它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生殖崇拜残迹。那些直立的“泥泥狗”，画面图案是女阴，而整体塑型又是阳具，似乎在诠释“阴阳合一”的理念。
“泥泥狗”还有十分传统的“草帽老虎”造型。淮阳是女娲的故乡。相传伏羲女娲因是兄妹夫妻，故而两人行房事时持草帽蒙头脸以遮羞耻。由此就有了草帽老虎的玩物。
中国民间老百姓也有性教育的传统，这种教育不是写在书上，也不是以口相授，而是用实物造型来暗示。这件骨制品刻工精致，造型生动，合在一起是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打开后，里面刻着男女赤身裸体的性交场面。女儿出嫁时，父母将这件东西放在陪嫁的箱子的最底层，用以教授男女之事。
四、“女红”---女人的世界真精彩
女红，妇女文化最精彩的世界，编、织、钩、缝、绣、剪、捏、贴，多少年来，被历史锁定家中的女人，在这仅有的属于她们的方寸天地间淋漓尽致地证明自己。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出嫁”都是女人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的女人都亲手缝制自己的嫁衣，对于嫁衣的选择集中了个人所有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女孩子把自己对未来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憧憬都缝进了嫁衣里。
“情书字花被”也许是所有藏品中最富有反讽意味的一件了。这条被子的女主人认得一些字，她把自己对包办婚姻的怨恨和不满，甚至与另外一个男人的婚外恋情都写进了这条被面了（被面上织有“恨恨月老无情错注兰谱”，“幸书生有意”等字样），这被面是女主人自吟自唱，还是写给婚外情人的情书？不得而知。如果是自诉，那么与她同床共寝多年的文盲丈夫，从不知道这上面的内容，也从未窥见自己妻子的流血的心；如果是情书，谁是它的读者，谁夜夜为它泪垂！
库淑兰，陕西旬邑人，１９２０年出生，９岁缠足，１１岁随姑姑读书，１５岁因夫家逼婚辍学嫁为人妇，婚后经常遭到丈夫的打骂，先后生育１３胎，成活两儿一女——她经历了旧中国亿万女人共同的命运。
幸运的是她在苦难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剪纸。她边剪边唱，每幅剪纸都配有即兴演唱的歌谣。她无从解释灵感到来时的如痴如醉，只能把它归结为玉皇大帝。
耐人寻味的是，库淑兰的创造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到处是标语大字报。穷得买不起纸的库淑兰就捡拾标语的边角料来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从而行成独特的五彩斑斓的套色剪纸。
尽管“剪花娘子”声名远播，仍逃不了因沉迷剪纸烧糊饭后丈夫的毒打。直到家中用她剪纸换来的钱盖起了新窑洞，丈夫才不再打她——女人的经济力量就是这样直接地左右她在家中的地位。
然而，为赚钱而创作的库淑兰却再也尝不到剪纸的享受。为剪纸快乐了大半辈子的库淑兰如今常说：“剪纸，苦得很，苦得很……”
女人的故事在这里被从容地讲述着，她将继续讲述下去。对妇女博物馆的未来，她的建设者们有一个梦想——建造一座博物馆大楼，让它成为集宣传、展示、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妇女文化平台。然而陕西师大只能拿出建楼的场地和其中的一半费用——３００万元人民币（约合４０万美元），其余的３００万元，不得不向社会募集。陕西师大校长承诺：捐资者将享有妇女文化博物馆大楼的冠名权。但这仍将是一条艰辛的道路。
编者手记
中国妇女在遥遥几千年的华夏历史上一直是沉默的音符。真的是沉默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她们的情感、经验、思想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有没有实物的承载呢？这个历史学家没有回答的问题，近期有了民间的回应。比如李小江的《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出版，比如中国第一家“妇女文化博物馆”的诞生。
笔者采访了“妇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也采访了其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虽然同是女性，但对此的情感却截然不同。
馆长屈雅君人到中年，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学者的严谨并没有掩盖她对博物馆的“痴情”：“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命！”
而刚刚来到大学的新生们却用“代沟”来形容不同的感受。一位同学说,“博物馆向游人开放以来参观者很多，都是屈老师这个年龄的人。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还为博物馆捐了一块玉石。她们对此好像有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狂热’。”
正是“无法理解”，才有了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因为它记录了一段已经无法复制的历史，以及在无法复制的历史中，一个个曾经鲜活存在着的个人。
从“石姑娘队”的旗帜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了解“男女平等”这个争取女权的口号如何嬗变成中国妇女身上新的羁绊；在江永女子的“哭嫁歌”中，我们好像触摸到仍然弥漫着体香的“女书”上面的闺怨；在具有生殖崇拜的古老图腾旁，我们感叹古代女性在无意识的代代相传中，把自身越铐越紧；而库淑兰在剪纸生涯中家庭地位的改变，则折射出经济力量对于个人、阶层乃至社会话语权的决定作用。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无力的，但并不是无价值的。“妇女文化博物馆”恰恰在这方面兼顾了历史和个人两方面。笔者案头放着一本新书叫作《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从采访中得知，这本书的作者李小江，恰巧就是“妇女文化博物馆”最初的筹建人。这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偶然的事件，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