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师节。想起老师们那种为了学生、为了教育事业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内心充满敬仰，老师们于三尺讲台播春晖、投身平凡铸辉煌的奉献精神更是值得发扬光大。本期我们特别介绍几位老师的故事，旨在祝福天下清正诚信敬业乐教的好老师们于课堂上常有菁菁之乐，于学术上常留赫赫之瞻！并寄希望于后学青衿能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令文化薪火生生不息——
萧正洪：学高为师
萧正洪先生的名字缘于他的出生地。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８日他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新街口南侧的一个里弄。这个里弄叫正洪里，父亲因此给他取名叫萧正洪。他的祖籍在安徽安庆，由于母亲是南京人。所以萧正洪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度过的。应当读书的年代不幸地几乎同“文革”十年重叠，但不幸中也有幸事。萧正洪所就读的南京市第一中学有位语文教师叫何金阁，当时已年届花甲，精于文史，也能写一笔好字。校园小径路灯昏黄，何先生对他的教诲如今想起来也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也正是因为时代荒唐，一个无知的少年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留连于六朝遗迹的荒草瓦砾之间。萧先生至今也不能肯定，诸如台城柳、秦淮河、乌衣巷、白鹭洲这些六朝隋唐文人笔下屡屡出现的名称同他后来选择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１９７８年夏，当时尚在延安南泥湾插队的萧正洪考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大学四年，恩泽惠及于他的老师有张岂之、彭树智、林剑鸣、祝瑞开等许多先生。他在这所大学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接触了一些史料。即将毕业之时，经友人介绍，他得知设于南京紫金山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招收中国农业史的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２年夏，萧正洪回到南京，成为李长年先生的弟子。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学者万国鼎先生创立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农遗室包括李长年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有许多成果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经常为人所引用。萧正洪的导师李先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经系，曾在美国留学，后来一直从事农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李先生的指导下，他研读了不少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史著作，并对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即是关于清代秦巴山区种植业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
１９８５年夏在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后，萧正洪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１０年后，他又考入本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史念海先生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７８年夏，萧正洪离开南泥湾到西北大学历史系报到，到西安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史先生的《河山集》第一集。１９８２年夏，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到北京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先生的《河山集》第二集。这些机缘巧合让萧正洪觉得，之所以能随侍史先生左右亲聆教诲，是他内心潜藏多年的一个心愿。１９９８年博士毕业后，萧正洪仍就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９９年起任教授。从１９８６年起，他曾讲授过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历史统计学和历史专业英语等。如今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他还担任着繁重的校领导职务。
多年来，萧先生所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区域经济与社会史，以及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前后发表的专业研究论文约有２０余篇，出版专著、译著３部。１０年前，他曾对清代秦巴山区的人口、农业和交通问题予以较多的关注，也曾研究过战国时期秦国的农业立法和农家的源流问题。近年来，萧先生的主要兴趣在于明清时期的西部特别是黄土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一篇名为《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的论文中，他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水资源权属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过程。在萧先生看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待加深。这是因为，水分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然而一个地区的自然水分条件并不完全等同于农业经营中的实际水分条件，因为农业经营中对水分的实际利用水平取决于一定的技术方式。然而在中国西部，水分通常是一种紧缺的资源。所以，采用何种技术方式来利用水资源以及利用的效率如何，又必然要受制于水资源权属关系。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自然水分条件既已不同，更加上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和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农民，虽然处于大体相同的自然水分条件之下，但对水资源的支配能力和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两种情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和经营方式，制约农业技术的选择。在另一本名为《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的著作中，他则重点研究了多样化的技术选择同环境条件的关系。
在治学之余，萧先生的个人兴趣较为广泛，尤喜游历与读书。若能摆脱俗务，或于山野之中，或于江渚之上，香茗一杯，随意翻读闲书，在他看来，即为人生至乐。可是人还有社会与家庭的责任，因此他每日不敢稍有懈怠。敬业乐教，耕耘不辍。
文喻：我的拜师记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喻先生，在省高院政治部工作，教师节前夕，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拜师故事。他说：“大家邹宗绪、王金岭是我永远仰视的老师。有此师徒关系是缘份，也是我今生的幸事。”
让我们来听一下文喻的故事。他说：我是早几年拜邹老为师的。他的学养倍受人们推崇。曾长期从事过美术出版业，任副总编、编审。还任省政协常委、中国美协理事、省文史馆馆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诗、书、画、印，成果丰硕。头衔很多，邀约不少，但一般推辞，这是他的秉赋和襟怀。从１９５５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至今，五十多年探索不止，正是做学问的典范。
王金岭老师虽过花甲之年，但精气神十足，感悟绘画大道的作为蜚声海内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被石鲁发现调入省美协任创作室主任后，一直引领风骚，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他不屑的空名也有一大摞，可他看重的只有绘事史的高度。他美院毕业的时候我才出生。可他几十年对东西方美术不间断的悉心研究，已使艺术修养融入了美术史的衔接之中。一系列论文、著述，也奠定了他学者型大家的基础。我是个愚钝的人，先生意识中的超逸、画风中的沉雄、手笔下的出神入化，总让我倾倒、折服的那股神力，就总有拜到他门下的宿愿，机会终于由老天安排了。
其实，在我正式拜王老师为师之前，已交往了三四年的时光。总想说，却又不敢提的拜师之事，总让人心不甘、夜不寐。生怕说了不答应而出现拜访的尴尬。有一天，请老师看画时，硬着头皮、壮着胆子说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老师笑了笑，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我感受到了一些郁闷。没有几天，我再次拿着习作请教时，老师说了“那就做学生吧”。那种喜悦如蜜如醉。甜过愣过之后，才说：中午就设拜师宴。记得是一个火热的夏日，一切让人充满着激情。由于没有想到幸福的时刻来得这么快，也就自然没有朋友捧场。待王老师边看我带的十二幅作品边讲评完后，正好到开午饭的时候了，就请了老师和阿姨一起到西一路的一家餐馆，点了四个菜、喝了半斤酒，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邹老，我是从十年前第一次看他写字，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仰止之感。那种质朴慈善、那种静如止水、那种才思情怀，没有掩饰、没有勉强、没有做作，全部的、坦荡的展现在一举一动中，一股脑儿流淌在他手中笔端的字里行间。他总是略加思索，即会就着时间、地点、事由，拈出一首首七律、五绝来，令人击掌。后来，与友人恭敬的去府上求教，更觉老师的品性、才学令人景仰。于是，拜托友人去向邹老说明了心愿，隔了些许日子，回话来了，应允了。那种兴奋真是令人夜不能寐。既然拜邹老的事已定，也就赶快行拜师之礼。
与拜王老师不同的是这一次有所准备。我直接与老师通了一次电话，约定好设宴成礼、正式拜师的日子，自然要请师母大人出席拜师宴，生怕夜长梦多，误了大事。吉时是盛夏的傍晚，天还下了一点小雨，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让人更觉格外爽快。我先带了一点小小的礼物，到老师钟楼美协家属院的家中拜谢，没有想到的是邹老让阿姨从里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三支毛笔，亲手交给我，并用心地说了一句：“好好写吧！”阿姨也微笑着鼓励我。这一情节令人感动。我忽然想起从前也跟过几个先生学画，短则几个月，长则两三年，可我再也不想提及，原因是不足以为师。试想：该解惑时，先生在云里雾里；该授业时，却在讲学费、讲价钱。冤的是我交足了学费，却没有多大收获。有些先生还说：“学生学生，越学越生”。可时至今日，邹老不取一分，这与王老师是一样的。有机会坐下来，诗、书、画、印，乃至哲学、文学、美学、装裱学、出版编辑学和老人家所经历的许多趣事，娓娓道来，都让人受益匪浅。如建国初，老师在北京学习时，齐白石在一个小纸片示范作画、惜纸惜墨的趣事。还有与国内一些大家如张仃、黄胄、刘勃舒、黄永玉等先生交往的故事。又如对《石门铭》的讲解、对章草学习的建议、对绘画篆刻的理解和认识、对著名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介绍等等，还把两本上下册、发了黄的、纸质不好的，先生四十多年前收藏的《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集》让我拿了去读。这一切都让我从新的起点上开始了。这就是大家与小家子的区别、为师者与投机谋利者的不同。
余乡王晓庆：“师”情画意
在教师节前说老师，陕西师范大学绕不过去，这里是教教书之人，育育人之才的地方。我向该校新闻中心主任李卫东老师征询可否推荐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时，李老师说：那就余乡王晓庆夫妇吧，德艺双馨！９月７日下午，我见到了王晓庆，她说自己刚刚获得学校的“教书育人奖”，而前两年她还获得过“教学优秀质量奖”。
看得出，这对夫妻都是称职的老师，也是处事低调的好人。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精深雄厚的艺术实力。余乡和王晓庆都是宁夏人。先后毕业于西安美院。王晓庆说自己从小就对绘画很喜爱，最早看到挂历上的油画“蒙娜丽莎”，就使她对画家产生了由衷地崇敬之情。她参加了当地的美术班，在六七个学生中，老师认为她最有希望考上，１９８２年，西安美院在银川首次招生，国画、油画、版画各招一人，王晓庆在三四千人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中。至今王晓庆都很感谢那些招生老师，她说老师们在选拔上不刻板，很是灵活，特别注重学生感悟能力。而感觉好和悟性高正是她的过人之处，她因此成为了幸运儿。入学之后，王晓庆的勤奋和用心更是颇为老师和同学们称道。她正是凭着这种对艺术的挚爱一直走到了今天。“对于每一幅作品，我都是用心去画的，你在画面上可能看不到我鼓多少劲，其实我更多鼓的是心劲。我时刻要求自己对艺术的感觉和表现应该是真诚的。我崇尚一个‘真’字！”王晓庆对养育自己的大西北很有感情，她搞毕业创作时去了甘南，作品也多以表现西北妇女的负重和奉献为主。这种颇具抒情性的风格样式所展示和传递给我们的则多是平朴生活的美好、快乐和纯净，因此更能感动人。
多年来，因为从事着共同的专业，王晓庆有新作出来，丈夫余乡总是第一个读者，他们互相切磋和交流，相互扶持和提高。在余乡每次填写简历时，他总不忘注明“师从某某先生”的字样，能从中看到一个艺术赤子对老师的尊重。凭借着对艺术的热爱，对大地万物的敬畏，对现代哲学的睿智思考和对国画艺术的悉心研究，余乡的独具匠心，终于使自己的国画有了新局面。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他一方面师法五代、北宋山水经典，一方面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进行写生，将传统笔墨运用得恰到好处，大作广阔厚重，小画也是荡气回肠。２０００年至今，他一直在进行现代水墨中的从相对具象到相对抽象的探索。余乡在生活中是一个朴实、平易的人，但对艺术他却勇于尝试、大胆突破，他将山川的宏大、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当代国画的崭新性巧妙地连缀为一体，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画面重在表现体积感和模糊性，看似虚无缥缈，实则情景交融，意味深长。
在精进于自己的艺术之余，余乡王晓庆夫妇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这一点也把他们与专业画家和社会上的画家区别开来。他们是学生眼中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师长。余乡认为在教学中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反对机械教条的学习，要不苛求同学，不以打击为主，应以鼓励为主，每个人都是从临摹开始艺术起步的，老师只需要告诉学生这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关系要调整好，新的规范要靠大量不成功的努力才能实现。而王晓庆则认为大学是传承文化之处，美术专业教育就在于把中国历代经典绘画的不同风格样式介绍给同学，引导他们从古代名家而不是从当代名家中往出走，因此讲究规范性就至关重要。初期美术教育应该给学生们打下良好的基础，让他们认识到哪些是我国的经典作品，这样他们的从艺道路就不会走得太窄。“我理解中的老师不是蜡烛和春蚕，而应该是麝香，香自己也香学生，从而使我们的整个教育事业都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王晓庆真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