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这篇雄文都说了什么
事情起源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５日的《光明日报》。当天该报在一版发表了我国著名文艺理论、评论家雷达的长篇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这是怎样的一篇雄文呢？让我们来见识一下！雷达在开篇写道：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却又很难说得清。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出现不了新的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尽管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一直断言，说这是个应该而且必将出现文学巨匠的时代，可巨匠似乎迟迟不肯露面。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于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不管怎么说，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何以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或者换句话说，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接下来，雷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阐述。首先，雷达认为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雷达发现，目前文学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现在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文化勃兴的时代，作品的定义在发生位移，这就迫使小说进入一个批量制作时代。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另一个大矛盾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加要命。我们知道，创作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下苦工夫，不深刻体验、积累，不言人之未言，就不可能写出精深之作；而市场也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花样翻新，不眩人眼目，不让作品的代谢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利润就不可能节节上升。一个作家如果１０年、２０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
其次，雷达呼吁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今天的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以小说创作为例，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其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而言，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９０年代以来的小说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９０年代是个商业、经济、产值、利润、收入、ＧＤＰ、财富、成功人士凌驾一切的时代，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这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的全部，却是不容忽视地存在。
雷达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次“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第三，雷达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他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７０”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第四，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的复制能力的有力遏制。雷达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据统计，上世纪９０年代年均产长篇小说８００部左右，真正以艺术质量进入评论范围的每年只有几十部，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不少名家其实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殊不知，“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反响
各地各界讨论十分热烈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发表以后，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纷纷作出回应。许多读者主动、积极发表了对雷达文章的评价、对当前文艺界的认识，并提出种种希望。他们一致认为，文章以宏大的视角，学理性的论说，紧密联系实际，深刻分析了我国当前文学界的诸多现实问题，回应了社会对作家作品现状的种种困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创作的重大命题，尤其是文章敢于讲真话，真切表达了文学界在社会责任感、庄严目标、崇高理想、服务大众、贴近生活、净化市场等方面的忧虑和扭转局面的大声呼唤。
诗人王久辛看到雷达的文章后，立即写了《对文学尊严的捍卫》一文。文章说：“我读罢雷达先生的文章，好似久旱禾苗逢喜雨。这篇文章是对３０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厘清式的总结，这是以极大的理性与睿智为文学的崇高事业发出的黄钟大吕式的声音。他提醒中国作家，尤其是最优秀的作家与诗人们，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它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义。”
来自出版界的反应也是十分热烈。一位出版人说：“我读罢文章，深感其厚重、深刻。现在出版界稿荒非常严重，好作品很难见到，而再版率几乎是零，我们也深感困惑，看了这篇长文，才深明其中原因，那就是创作自身欠缺太多，导致作品没有生命力。文章就像为我们新设置了科学严谨又人性化的文学‘药监局’。该文势必引发会诊群、临床群和自然疗法的空前集结。”
该文在各高校也是不胫而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立即写下四千多字的长文，认为“这是一篇切中时弊的文章，文中指出：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等等，都是值得关注、更需要批评的可悲现象，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深得我心。”
云南省文联副主席黄映玲说，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缺失的是人类精神和民族灵魂，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如果被市场和名利弄得失魂落魄，就会丧失文学的社会责任，丧失文学的人类价值。要振兴中国文学创作，首先要铸造中国作家的灵魂。具有伟大灵魂的作家，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
北京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升山说：“我非常赞同雷达关于‘我们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的观点。”王升山认为，很多作品写得甚至到了肮脏的程度。作家也是人，是人就不能没有正义感。作家也有子女，他的作品应该能够拿得出手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们看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我们的社会需要正面的作品，我们的作家需要社会责任感。
许多网站也纷纷转载《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网友感言：“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的文学应该表现这种时代气息。可惜，这样的文学家不是很多。文学表达时代精神，我们的文学家们究竟是不是能真正深切地感受我们时代的精神呢？我觉得这是相当多的文学作品颓废的根源”；“文学要用灵魂写作，用激情写作，可当前文学创作缺乏这种精神，有多少作品是基于自己的创作意图？个人意志被商业目的、市场需求牵着鼻子走的现象太多了。”
个案
我省作家朱鸿呼唤生命写作
在文学大省陕西，雷达的文章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鸿是较早看到这篇文章的作家，他在第一时间致电本报记者说：“咱们陕西作家正在开一个会，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将会议主题转向对文章的讨论。我认为，文章的意义在于，从超拔的高度，从艺术创造和文化积累的必要性，为作家提出了新的更光明更温馨的路线图。那些有心的作家，将由斯而醒悟，并摆脱沉迷的状态，写出美的作品。雷达之诊十分准确，雷达之忧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高贵的理性，雷达之问恰逢其时。”
接着，他又立即写下专文《伟大是遥远的》进行呼应。《光明日报》发表时题目改为《呼唤生命写作》。文中说：作家有的像流星，有的像行星，只有伟大的作家才像恒星，而恒星则早就占据了天空，谁能轻易跻身其中呢？显然，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给人以压力，他们什么没有写作，什么没有反映或表现呢？然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惑与主题，这使恒星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天才，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是有自己的舞台的，缪斯并不厚此薄彼。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问题在于自己，在于自己把天才浪费了。歌德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天才这种创造力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有深远影响的。天才自有天才的苦难，天才往往由于苦难才成为天才。没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天才的结果将相当于庸才的结果。歌德还说：“看一个人是否富于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有天才而不伟大，是天才的遗憾，也是世界的遗憾。
朱鸿认为，中国作家一向有五求：求生，求安，求宠，求名，求利。这五求是递进的，生与安是其底线，名与利是其归宿。不是这样吗？若不是这样，那么也许有人早就是伟大的作家了，文学的天空将闪烁中国的恒星，中国之外的受众将反复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为人类所开拓的新的精神疆域。然而并非这样，可惜天才坠入了平凡。
作家在本质上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如果作家惟为真善美而写作，那么他将进入一种生命写作状态，而这样的写作状态则是一个伟大作家必备的。不同时代当然有不同时代的真善美，朱鸿以为，真善美在今天应该有自由与进步的含义，若贝多芬所言：“自由与进步是艺术的目标。”进入生命写作的状态，作家便不怕死亡，不怕坐牢，不怕排斥，不怕寂寞，不怕贫穷。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然而中国作家，谁具如斯精神，起码经常出现在镜头之中的作家不具如斯精神。
中国作家多是一种现世写作，总希望自己的写作在现世得到回报。回报什么呢？当然是荣华富贵。于是作家就追求这样的效果：作品的发表，获奖，再发表，再获奖，使名与利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而且滔滔者天下几乎皆是也，已经成为习惯。问题是，如斯行动，将永远不能成为伟大。因为现世写作有种种不好表现：它规避历史、没有批判精神、媚俗、缺乏思想含量、模仿。
朱鸿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有伟大的作家出现，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结束众多的文学之争。它将标志着现代汉语写作的成熟，它将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所以，中国作家要伟大起来，第一重要的是铸造自己的人格。其次要直面大是大非，而且要以慈悲情怀，驱散窝藏于人类心灵之中的黑暗。另外还应该当仁不让，勇于承担。当然这样行事是很麻烦的，会遇到障碍和挫折，然而通往伟大的路径怎么能是顺畅的呢？穿过苦难，达到伟大，恰恰是成为伟大的方式。
最后，朱鸿建议评论家和传媒人慎言大师。我们需要一个雅正的文化环境，但现在的文化趣味却驱向市井化，痞子化，这显然不利于文化的精炼和提升，当然也不利于伟大作家的产生。总之，伟大作家的产生，需要有合适它孕育和长成的文化土壤。社会让粗鄙大为流行的时候，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家，不过恰是伟大的作家，能改变流行文化的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