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教授简介：张新科，陕西眉县人，文学博士。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史记研究史略》（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合著）、《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学概论》等。
问：今年是“史圣”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韩城市政府、陕西电视台将在5月28 日，联合主办“风追司马”：重塑史圣真身大型纪念活动。这将是建国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司马迁纪念活动。您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样的期望？
答：我觉得“风追司马”活动，是宣传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的一次盛事。司马迁不仅是中国史学之父，也是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迁的成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史学家相比而毫无愧色。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经典著作。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宣传司马迁和《史记》，让国人乃至世界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崇高历史地位，推动司马迁和《史记》研究走向世界。郭沫若先生曾称赞司马迁“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我们应该明确地提出，东有孔夫子，西有司马迁。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
问：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一直有争议。将2005年作为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等于对公元前145年说的肯定,是吗？
答：是这样的。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历来有六、七种说法，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说法。王国维先生主张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郭沫若先生主张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现今学术界在讨论司马迁的生年问题上，大都是围绕王国维先生、郭沫若先生的两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经过多次辩论，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者认同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即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
问：这两种观点的依据分别是什么？
答：应该说，由于司马迁在《自序》中没有记述其生年，汉代史料亦乏记载，从而留下了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疑案，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证，最直接的资料来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这一年是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郭沫若先生据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案语说：“案：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年四十二，王国维先生据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载“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因为古籍中“二、三、四”与“ 廿、卅、卌 ”常常发生讹误。许多研究者认为，《正义》出现在《索隐》之后，《正义》对《索隐》有申明处、驳斥处，或不申不驳而别立新义。如果《索隐》是“二十八”，《正义》肯定要驳斥的，而现在的《正义》没有驳《索隐》，这就证明《索隐》是“三十八”，所以，《正义》据此推断作史之年为“四十二岁”。还有学者在日本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中发现日本南化本《史记》之《索隐》作“年三十八”，为《正义》说找到了版本根据。所以，多数研究者都肯定了王国维先生的数字讹误说。
问：两千多年的历史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司马迁历两千载，在历史的星空下依然璀灿，您认为是什么使司马迁成为了史学界的骄子巨人，名垂青史？
答：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巨匠，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国君，武帝时代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整个汉帝国从此走向了大一统，走向了鼎盛。而司马迁恰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与他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史记》，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正如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所说：“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
同时，司马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秦王朝虽然政治上一统天下，为文化的综合奠定了基础，但真正系统综合的任务却落到了汉朝人的肩上。正如《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前的遗言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其惧焉，汝其念哉！”这种历史的使命感，再加上司马迁对大一统社会充满自豪感，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使他自觉担当起完成《史记》的重任，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综合。
再次，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的力量是令人震撼和感叹的。尤其是在遭受一场李陵之祸以后，世态的炎凉，酷吏的残暴，社会的不公，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虽然奇耻大辱令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众多坚忍不拔、战胜挫折的历史人物。对这些人物的真实记述，给《史记》增添了悲壮色彩和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让人激动不已。
问：作为司马迁的代表作，《史记》和司马迁同样永垂青史，为后世文人歌颂，您认为《史记》作为一部巨典，它的辉煌在哪里？
答：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史记》构成一种范式，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业，后世丰厚著述，沿波讨源，莫不宗于此。《史记》一书，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述史三千年，贯穿古今，包罗万象，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水利等无所不备。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而不是单纯的史书；它虽然记载的是历史，但对今天社会仍有现实意义。《史记》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且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
《史记》展现的不仅是宏伟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画卷，而且内容深刻。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溯到黄帝时代，树立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祖先的旗帜，从此，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完整谱系。同时，《史记》一书借历史人物来展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具有永久的生命活力。
有些研究者将《史记》的人文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建功扬名的入世精神；强烈的人格自尊精神；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社会信义精神；呼唤人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总的方面看，《史记》中所体现的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思想，所表现的爱国思想等等，都对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
问：您认为《史记》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答：大一统的社会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秦王朝统一天下，本应对前代的历史作一次系统的总结，为大一统的社会服务。但由于秦王朝在文化上实行极端措施：“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不仅毁灭了前代文化，本朝的文化也一片荒凉。而且，秦王朝存在时间不长，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前代的历史教训，自己就先灭亡了。汉朝建立后，百废待兴，主要精力用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事还未详细考虑。到了汉武帝时代，全国一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于是大规模的学术总结开始了。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目的在于从政治思想上统一天下。此时，司马迁的《史记》诞生就是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同时，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有条件阅读皇室官家的藏书，这为《史记》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史学参考素材。
问：您觉得是什么让《史记》带上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答：是司马迁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当司马迁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时，一场李陵之祸临头，使他陷入逆境之中。他的人生之路遇到了艰难挫折；而且，作为社会来说，武帝时代在盛世背后的各种矛盾也已露出端倪，加之长期对外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悲剧。因此，无论时代还是个人，又都具有悲壮的一面，这为《史记》灌注了一种悲壮的情调，造成了《史记》独特的情韵基调，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不是干巴巴的历史，而是司马迁对现实的深刻认识，是司马迁人生体验的真实写照。
问：《史记》与后世其他的史学著作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点？
答：《史记》决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资料汇编，而是司马迁对三千年历史的深刻反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站在汉代现实的制高点上，审视历史，审视现实。这种审视，不是戴了官方的有色眼镜，而是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为基础，对历史作出纵横捭阖的评说，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哲学意义的著作，更具思想性、现实性，更具有永久的魅力。
问：对历史人物的忠实理解其实也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风追司马》活动，想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迁，并展现给大众。您认为宣传活动中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答：应该避免对司马迁美化拔高的倾向。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了过分拔高、美化的倾向，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把司马迁赞誉为“人民的歌手”。 近年来的研究也存在美化和拔高的倾向，主要是以今人的思想去解释、改造司马迁的思想，把司马迁现代化。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许多创举，例如民族思想、天人思想等都具有进步的方面，但也要看到司马迁的思想带着一个时代不能摆脱的局限性。例如，司马迁在评价人物时，往往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对法家人物的评论，如对商鞅、吴起、李斯等均有认识上的偏颇。司马迁之所以如此，与其不幸遭遇有密切的关系。有些研究者对司马迁的这些缺点视而不见，称赞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被个人情感所左右等等，这样的称赞显然不符合实际。我们对司马迁进行研究，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认识，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而不是过分的美化和拔高。本次活动，我们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宣传司马迁和《史记》，使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司马迁。
问：如何正确看待司马迁的思想矛盾及局限性？
答：对于司马迁的思想矛盾和局限性，应该走出“为尊者讳”的误区。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所以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的思想矛盾和局限性。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问题。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他率兵攻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上下为之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不得已而降敌，是等待时机以报汉朝。李广是司马迁笔下的理想人物，其不幸遭遇又为司马迁所同情，爱屋及乌，司马迁同情李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夸张他的战功，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应为之掩饰。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司马迁该受宫刑，汉武帝的专制残暴是应该受到斥责的。从历史事实看，李陵兵败，汉武帝确有一定的责任，但兵败与降敌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不应混为一谈。至于把降敌者称赞为忠君思想的反叛者，这已经是走向极端了，这样的翻案是不可取的。研究者同情司马迁的遭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承认司马迁在李陵问题上的不足。
其实，司马迁的思想存在一些局限性，是很正常的，我们承认这些不足，并不降低司马迁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司马迁当年尚且能“不虚美，不隐恶”，我们今人就做不到吗？
问：您认为《史记》研究如何与当今现实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答：现在《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学究气十足而现实生活气息不浓，大众化不够。一些人把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当成书斋里的研究，是学者们的事情，却没有看到司马迁和《史记》在群众中的地位。比如，在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司马迁早已深入人心，“跑台子戏”，“太史赛”，“二月八庙会”等民俗都与司马迁有关。而且他们还总结出“司马迁精神”共八条：热爱中华，首倡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好学深思，发愤读书的向上精神；调查研究 ，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忠于职守，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著书立说，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秉笔直书，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义利结合，兴国富民的改革精神；注重道德，讲求节操的育人精神。这种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是值得钦佩的。实际上，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如果失去了大众化，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与现实相结合，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例如创办有关的文化实体。目前，陕西韩城正在筹划修建的“史记城”,集历史知识、娱乐、餐饮为一体；同时筹建的“史记碑林”,又集历史、书法、雕刻、绘画于一体，既是普及《史记》的一个举措，同时又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实体。司马迁和《史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品牌，打出这个文化品牌，可以为社会服务，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问：您认为当地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文化品牌？
答：陕西，特别是韩城应该意识到,司马迁和《史记》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对于司马迁和《史记》这一文化品牌，我们要珍惜它，爱护它，同时还要利用它，宣传它。目前，在韩城已经有了司马迁中学，司马迁大学，司马迁图书馆，还有“太史啤酒”等商标，在经济大潮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我们还可以利用司马迁的品牌进行更深广的开发利用。当地也可以用这一品牌发展旅游业，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司马迁祠和墓、徐村的汉太史遗祠，并修复一些与司马迁有关的遗址，比如，传说司马迁幼时读书的司马书院、司马迁祖辈的坟墓等，还有黄河（龙门）、韩城文庙、党家村民居等，将这些景点串联起来，使旅游者在游览中也受到教益。
问：您对司马迁和《史记》宣传普及的范围和程度，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大致来说，普及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普及《史记》的人物、故事、内容等，宣传司马迁其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司马迁，知道《史记》。不仅要让中国人知道，而且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知道。第二个层次是司马迁的精神、人格、思想、《史记》价值的普及，普及不能停留在《史记》故事这样的层面上。如果不了解司马迁的精神和《史记》的价值，只知道《史记》的几个故事，显然是很不够的。第三个层次是研究成果的普及。《史记》研究成果，对司马迁和《史记》挖掘较深，但如果只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还是不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应该尽量将研究的成果通俗化，普及到更广的领域中去。
问：关于《史记》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做一下介绍吗？
答：《史记》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仅2005年来说，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史记研究会推出《史记研究集成》大型丛书。由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三位先生主编。该丛书共14卷，498万字，系统总结了《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史记学”的发展状况、内容及历程,囊括了古今中外《史记》研究成果方方面面的精华，尤其着重于对《史记》全书内容和蕴含思想的阐释。参编人员大多为当代《史记》研究专家。 第1卷，《司马迁评传》， 张大可著 ；第2卷，《史记通论 》， 安平秋等著； 第3卷，《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 》, 韩兆琦, 张大可, 宋嗣廉著 ；第4卷.，《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 》，张大可, 梁建邦著；第5卷，《史记精言妙语 》， 张大可辑释；第6卷.，《史记集评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汇辑 ；第7卷.，《史记人物与事件 》，王明信, 可永雪著；第8卷.，《史记史学研究》 ， 阎崇东著 ；第9卷，《史记文学研究》，可永雪著； 第10卷，《司马迁思想研究》 ， 王明信, 俞樟华著；第11卷.，《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张大可, 赵生群等著 ；第12卷，《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 》，张玉春, 应三玉著；第13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张新科, 俞樟华等著 ；第14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 》，俞樟华, 邓瑞全主编。这套丛书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我们曾经有过一种尴尬，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却在国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在陕西出生，在陕西做官，在陕西创作《史记》，所以陕西相关各级政府、陕西文化界、陕西的各种传媒应该为研究、宣传司马迁和《史记》负起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