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西安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蜚声遐迩的国学大师霍松林先生50多年的职业生涯，就是在大雁塔旁的陕西师范大学度过的。在四壁图书满架的唐音阁里，我有幸经常问学于先生。虽无缘作为入室弟子传承先生的道德文章，仅耳濡目染，也常有“胜读十年书”的快慰。
    提起霍先生，许多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仁和耳提面命的弟子，都满怀敬畏之情。长期以来，人们把“君子之风”简单等同于宽宏大度、平易近人、谦逊礼让、温文尔雅，我倒宁愿相信好学深思、勇于探索、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好善恶恶、不屈不挠，才是君子风范的真正内涵。
    凭着一身正气，在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民族危难之时，年未弱冠的霍松林先生写下了《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喜闻台儿庄大捷》等上世纪40年代脍炙人口的抗日“战歌”。 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先生被中国作家协会列入“抗战老作家”名单，荣膺“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
    正是一腔正气，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力求探微抉奥。在极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型文艺理论著作《文艺学概论》。在当时一味片面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潮下，先生冒着极大风险，求真求是，深入探究文艺的特殊规律，提出一系列触犯时忌的真知灼见，比如由文艺的阶级性谈到文艺的民族性和全人类性，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谈到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由世界观指导创作谈到形象思维和形象大于思想等等，甚至涉及母爱、爱情等“永恒主题”，闯入“人性论”、“人道主义”禁区。该著作虽使先生罹难多年，然阴霾难掩真理之光，拨乱反正后，此书得到高度评价，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还是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执著，他要求博士生在确定研究范围之后放眼古今中外，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别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料；要追根溯源，去伪存真，从认真研究资料中发现问题，形成论题；要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运用恰切的方法，论从史出，考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条理清晰，章法谨严，语言洗练明畅。对博士生完成的初稿都尽快仔细批阅，要求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决不允许内容单薄、缺乏新意的论文参加答辩。其中有一位博士生就是推迟一年，在写出较高质量的论文后才获得学位的。
    为名师难，为严师尤难。大家都知道名师出高徒，其实名师不仅是良师，更要是严师。在霍先生看来，在师生关系中，严才是真爱、大爱、至爱。指导博士生，先生要求“品学兼优，知能并重”。20年来，他的40多位博士生的论文在答辩时都得到了专家们的赞许，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上世纪90年代，以推出《文史哲大系》而名闻中外的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霍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入选出版者多达七部。该社主编邱镇京教授在给先生的弟子、徐子方博士的信中说：“在我社审过的博士论文中，发觉贵校霍教授、川大缪钺教授、吉大金景芳教授三位所培养的博士生最具水平。”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其研究领域分别从先秦至近代，他们多以高质量的论著引人注目。仅就研究唐代文学者而言，《文学评论》所载《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一文，列举大陆年轻学者做出卓越成绩的不足十人，其中三人是霍先生的弟子。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霍家军”都已崭露头角，成为肩负大任的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先生桃李满天下，非唯弟子勤奋聪颖、皆堪造就，也不仅因为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更在于先生从高从严，教导有方。霍先生对学生要求高，督导严，并不局限于教学计划开设的各门功课，也不仅仅限于包括诗词创作、文艺鉴赏及书法艺术等在内的专业技能，更注重踏实的学风、端正的人品，不允许弄虚作假，更容不得作风浮躁、不思进取的“南郭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范仲淹对君子典范严子陵的赞语。在我看来，今天无愧于这一赞誉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代鸿儒霍松林先生堪称恪守君子之风的“活化石”。本文标题用“天高水长”而不用“山高水长”，一则因为“天”比“山”高，另一层寓意是先生是从陇南小城天水走向世界的大家。
    1944年，曾是天水霍家村“放羊娃”的霍松林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说来也巧，先生终生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也在这一年设立。1951年进入该校任教以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这片肥沃而又贫瘠的土地，为学校的发展和西部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筚路蓝缕，孜孜以求。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诲人不倦、自强不息、卓有建树的宗师，他赢得了学界和全社会的尊重；作为一个坚持真理、不向浊流陋习妥协的强者，他也遭受过误解、打击和十年磨难，对于这些，他都付之淡然一笑。上世纪40年代，著名诗人陈颂洛曾赋绝句：“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孰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今人诗曰：“莫问瓦釜与黄钟，唐音阁里传正声。天高水长君雄健，傲立文坛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