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先生使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和居住在陕西西安，被学界戏称为“西北王”。霍松林先生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诗歌和他的诗才，使他在当时闻名遐迩并受到社会名流的器重。霍松林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经历传奇，83岁高龄的他至今仍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而旧著一版再版；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还是没有退休的博士生导师。
    10月中旬，全国古典文学博士生培养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利用与会机会，记者拜访了霍先生，请他讲讲人生，讲讲故事。
                                         早年的经历
    霍松林先生早年曾受知于汪辟疆、于右任先生，在他书房的万书丛中悬挂着一幅珍贵的照片——于右任先生的春秋造像。照片是侧影，更显出于右任先生的晚年长髯飘洒、神清气朗。霍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于先生80岁生日时摄下的，时间是1959年4月21日。据说，晚年居住台湾的于右任，在80岁寿辰的时候特地问前来看望他的弟子冯国璘：“那个霍松林有无消息啊？他可是我们西北很少见的青年啊！”过了几天，老人家特地选出一祯“八十造像”，题下了“松林老弟”的字样并签名交给冯国璘，要他以后“俟机”转交。这机会一等就是近40年，于右任先生1964年去世，这幅照片1990年才辗转到霍松林先生手中。
    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为什么晚年对一个后辈念念不忘呢？霍松林先生的解释是，首先于右任有很浓的乡土情结，两个人都是西北人，霍先生的父亲和于右任又都是晚清同年的秀才，这不能不说是两人成为忘年交的一个重要基础。其次，于右任爱才，对贫寒而有才的后辈尤其注意发掘。
    1947年的春天。霍松林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同时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发表诗词、随笔和学术文章。当时于右任在监查院，不少著名学者是他的座上客，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汪辟疆和他极其赏识的霍松林先生。汪辟疆从课堂上的一首诗歌习作开始注意霍松林，他在于右任那儿谈到这个从天水农村来的贫穷的学生，并把他的诗文指给于右任看，希望于给这个学生提供个“创收”的机会，以补贴学费。看了霍松林的文章，于右任当即答应“请他来见我……”
    后来，霍松林不时到于右任那里“坐坐”，谈诗谈字谈人生的经历和抱负。霍松林先生说，于右任虽官居高位，却“非常懂得寒士之心”，对他这样一个穷学生，都要降价以迎，予以极大的人格尊重。于右任先生给霍松林的“尊重”还包括实实在在的帮忙——资助上学。霍松林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八个字“其情其景，至今难忘”。于右任反对霍松林外出兼职，他提出“我供给学费，做工耽误学习”。整整两年时间，于右任每月伏案写一张条子交给霍松林，要他到财务室从自己的工资中领一些钱。直到1948年，霍松林从中央大学毕业。
    于右任先生对霍松林这位西北的青年才俊非常满意，40年代末，他曾向陈颂洛先生夸奖霍松林，以至于陈颂洛不久就在当时的《中央日报·泱泱副刊》发表绝句：“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熟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
                                             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霍松林虽从于右任先生那儿受益匪浅，但并没有由此走上仕途，解放前夕，他接受大学时代的老师陈匪石先生的邀请，回到重庆，开始了教书和做学问的生涯。在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对文化、学术摆不开的情结，只有这似乎才是他真正想追求的。解放后，他辗转到过甘肃，最后留在西安，一直致力于文艺学和中国古典学问的研究。
    求真求新是霍松林先生一生学术主张的内涵。1994年，在给孙明君博士《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一书的序中他写到：“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既需博览群书，吸取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又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切忌毫无主见，人云亦云。”50年来，霍先生的专著如《文艺学概论》《文艺散论》《唐宋诗文鉴赏》《历代好诗诠评》《唐音阁论文集》，以及由他主编的《唐诗探胜》《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都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著作。无论是解放初期因“形象思维”的观点不合适宜而被点名批评，还是“拨乱反正”之后重新得到高度评价，50年的学术生涯，霍松林先生的治学始终遵循着：一，在学术领域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二，创新以求真求是为前提，新见必须是真知灼见。
    作为老一代学者，霍先生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和学人也寄予无穷期望。他赠送自己的第一届博士邓小军这样一首诗：“斯文重振迈前修，哲士甯忘黎庶忧？九曲黄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殷切之心态可见一斑。霍先生的学生大部分已经很有成就，有的则非常有成就。讲到自己的“教育成果”，他风趣地对记者说：“我这里光获得博士学位的就已经有40多位了。你听说过没有，学界叫他们‘霍家军’”。这个“霍家军”的称号真是形象呢。笔者马上反问：“那么他们在做学问上有什么共同特点呢？”霍先生摇摇头说，自己在学术上从来不限制学生的选择，而是鼓励他们多开拓新的领域新的方法。霍松林先生相信学术的研究“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说，无论是作诗还是做学问一定要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这个领域的最杰出者。
    从霍松林先生的经历和兴趣看，他似乎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看了他的文章，知道他是学者，看了他的诗便觉得他更是诗人。他通过写诗体认诗的精神，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诗的研究。他的诗是对生活对世界强烈的关注。顺便应该提及的是，霍松林先生在弱冠之年即以诗闻名，他上中学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反对日寇侵略的时候。他的《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等都是40年代脍炙人口的抗日“战歌”。
                                          学者的关怀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是在记者步入霍先生家前10分钟发射成功的。哪天，从卧室走出来的霍先生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了！”那种惊喜和快活真是溢于言表。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读死书的人，即使在书斋里，他们的眼睛也是盯着外面的世界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对国家和民族有一种深深的凝重的情怀，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而爱民族爱国家，往往就体现在其对民族文化的融会贯通之中。
    霍先生在20多岁的时候，被称为“二十解读韩杜体”的“美才”。韩愈和杜甫是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方面两个并峙的高峰，他们的过人成就体现在其作品中仁民济物的博大情怀。霍松林告诉记者，1949年，他曾和于右任先生有过一段关于杜甫的交谈。当时的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于右任先生为促成国共和谈，极力主张张治中赴北平谈判，他自己亦打算接受北平的邀请，但被奉化来电阻止了。在广州，他心绪颇不宁静。他感慨地对霍松林说：“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只是在考虑怎样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往昔先哲都是有共产思想的……你作诗学杜甫，试想，当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他不想‘共产’吗？《写怀》中的‘无贵贱不悲，无富贫宜足’意思就更明白了。《北征》中写到雨露无偏无私，哺育万物，为政者不应该博施仁政普济众生吗？可是当时的为政者偏偏不这样做，老杜就只能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慨叹了！”霍松林根据这次谈话的意思，写了首诗：“雨露难均造化私，何年始见太平时？满腔愤世忧民意，闲坐榕阴说杜诗。”于先生看了之后点点头叹了口气。
    听完霍先生的“故事”，想起于右任先生晚年避居台湾，望家乡而不可归，他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中对故土亲人、文化血脉难以割舍的情怀，在4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怆然心痛。又想起霍松林先生《黄帝陵香港回归纪念碑记》中的诗句：“九七珠还，百年耻雪。九龙起舞，香江奏乐。澳门踵至，台岛盼归……”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历来是中国文化最高的理想之一，霍松林先生的诗句与于由任先生诗歌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