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达人，男，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人，生于1935年1月20日。在本地就读小学，到杭州读的中学。1953年秋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60年10月调动工作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1977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82年被评定为教授。1983年至1991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1年底调动工作回浙江，到杭州大学即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2002年退休。曾任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现任浙江省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会会长。

1935年，孙达人出生在现浙江富阳市新登镇古竹坞的一个小山村，幼年丧父，母亲另嫁，由祖母——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将其养育成人。1957年，孙达人如愿以偿，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了，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3年后，就是1960年又被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来陕不久，孙达人被下放到贫困的陕南农村劳动。

1965年9月22日，孙达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估价让步政策》的文章，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更充分的估价，说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并非“迫使统治者让步所致”。当时应者寥寥，但毛泽东赞同了他的观点。那年他刚刚30岁。

60年代末期，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对农民史的研究，孙达人把陕西省图书馆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陕西省地方志及相关资料都通读完了。正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文革”的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孙达人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端的人身和精神攻击，辛苦多年积累的资料也被毁掉，受牵连的前妻含恨自尽。但孙达人的信念仍旧没有破灭，“文革”刚过，又投入到了对农民史的研究。

时间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红极一时的农民史研究到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地步，这种反常的史学现象引起了孙达人的深思。于是，1983年孙达人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农民史研究》一文，他第一次提出了研究中国农民史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课题。

古往今来，中国的史学家可谓多矣，也不乏农民出身的史学家，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农民史。孙达人认为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一直都没有多高的历史地位，这固然是农民受自身的经济、文化限制而认识不到，但史学家停留在上层“精英”史学研究中，并由此解释由大众创造的历史。如果没有对中国历史主体——农民的正确认识，那么，对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就无从谈起。拿孙达人的话说“现在，中国什么人的历史都有人写，以至于有了不同版本的流氓史、太监史、妓女史，帝王将相更从来就是被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体而研究，唯独缺少农民史。中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很多人瞧不起农民，农民对自己的历史也不重视，如果连史学家都不来研究农民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农民现在是落后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农民创造的，其中更不乏辉煌，离开农民来谈富强、发展，也无异是一句空话。认识农民的历史，肯定农民的价值，找到农民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事。”

1983年，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与孙达人单独进行了谈话，谈话的内容天南海北，似乎漫无边际，但孙达人感觉到这好象与提拔干部有关。过后，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了学校党委书记，他说，如果选拔干部，你了解我，我想搞一搞业务，希望你替我向有关部门说一说。在这次考察后不久，陕西省人代会召开了，孙达人被推选到了领导岗位上。孙达人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担任了陕西省副省长，分管文教、外事、旅游工作。

虽然离开了讲台和业务研究，但孙达人并没有放弃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只要有时间还回学校给学生们讲课。给学生们讲课前，孙达人常爱做个统计。从农村来的举手，80％的学生作了反应，三代内是农民的举手，于是95％的学生举了手。由此，他推断，即使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孙达人常常要到农村去走走，三秦大地上无论是富裕村、小康村，还是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非常喜欢和农民聊天，每到一处他都要到农民家里坐坐、拉拉家常。

在孙达人的思想中，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人口太多，要想使这样多的农民现代化，其任务之艰巨是任何人都难以恰当估价的。就改变中国面貌、迅速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而言，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也是最切近的路子是大力推行农民的普及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

1985年，孙达人第一次向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提出辞职的要求。1988年，他书呈陕西省委并转中组部，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但在这一年的省级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中，他又当选了。1991年，他第三次面呈陕西省委，自己也到中组部提出申请。组织上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希望他再兼点职，但孙达人还是一门心思地要搞自己的专业。这年的岁末，他离开工作了30余年的黄土地，回到了阔别了30余年故土，在杭州大学拿起了久违的教案。

忆起当年，孙达人觉得十分惭愧。9年的行政生涯，如白驹过隙。孙达人深感欠下读书的债太多了，辞职的时候，他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先给我一年半的时间，让我好好看一看书。孙达人深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经过一段时间理论的研读后，又进一步深入到实践之中。民间史料最丰富的当属族谱，搜集和研究族谱一时成为他主要的工作之一。

许多人都说族谱为封建异物，孙达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历史主要有三种记载形式，其一是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正史，其二是数量宏大的地方志，但这两者都是按统治阶级的意愿编写的，不真实的地方比较多。族谱是民间的历史，虽也有文饰的地方，但它不仅信息丰富，更因立足于下层农民，能更真实反映社会主体的经济、文化、心理等情况。发掘并研究这一宝库，对农民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但族谱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读不完。为此，孙达人有选择地研读族谱，并使用了先进的电脑技术，摘录资料，设计坐标，把上述因素的一些变化规律找出来，对农村的人口、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进行统计。近来，族谱已向村志发展，一些农村把自己的发展变化详细记录下来，传诸后世。对此，孙达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身体力行，对当地的浦联和东冠两个村庄进行长达3年的跟踪研究。

5年后，也就是1996年11月，孙达人归队后的第一本力作《中国农民变迁论》出版了，其以农民变迁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周期。

孙达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时是这样说的：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曾经三次变化：早期主要以秦汉史为主，写过《秦汉时期租佃关系发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12期）；后来着重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写过《怎样估价“让步政策”？》（《光明日报》，1965年9月22日）、《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最后决定以中国农民史为研究对象，写过《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史学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2期，《新华文摘》1998年6期期转载）等。八千年来中国始终以农民为国民主体，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看研究农民史都是很必要的，可惜史学界对它始终关注不够，而我自己迄今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目前，作为当今中国农民史的研究专家，也是唯一的专家，孙达人正为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工作而忙碌，虽困难重重，但希望重视农民史研究的学者多起来，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和支持这一事业。

（摘自《中华读书报》邢建海 熊忠辉：《孙达人今昔》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