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瑛，男，1905年12月生于山东省黄县柳杭村。少时家贫，随作小商贩的父亲到黑龙江黑河市读书。因父亲收入太少，学习也只能时断时续。王敦瑛聪明好学，自学俄语。1924年他19岁时便开始工作，任哈尔滨特别区地方法院俄文译员。一年后，省吃俭用，略有积蓄便考入哈尔滨俄文法政大学，修业一年因经济拮据而失学。1927年复考入该大学夜班，日间工作，亦即半工半读，三年后毕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哈尔滨经常能看到俄文报刊书籍等，对王敦瑛有很大影响，对革命逐渐有了认识。认为苏联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所以便于1933年加入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搜集和翻译有关日本的情报。并于1934年赴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在东北各地继续做日帝的情报工作。

1935年至1948年在吉林、北京、上海、汉口、成都、西安等地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联派空军志愿军援华。王敦瑛以俄文译员身份进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工作。1940年国民党在洛阳召开有苏联顾问参加的军事会议，王敦瑛多次为朱德总司令作俄文翻译。

1943年1月，周恩来副主席向来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班的王敦英（1944—1948年期间，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上校副官、绥靖公署资料组组长、西安王曲分校俄文教官）指示：“利用你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教官的特殊身份，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其任务是：搜集蒋介石、胡宗南及其他军队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等机密情报；搜集蒋胡军队破坏抗日，制造摩擦，发动内战的机密情报，及时电告党中央。”并指定王为组长，杨明轩、杜斌丞为成员。周副主席先后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了电台台长杨才和他的授人钱瑾到西安与王敦英接头后，正式成立了“西安通讯工作组”，杨明轩、杜斌丞、杨才、钱瑾、蒙定军、张刚，译电员李儒珍、杜琴岚为通讯组成员。周副主席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同志给王敦瑛拨款400元作为经费，在西安市玄凤桥（今建国路北端）开设了一间门面的小“杂货铺”作掩护，杨才为“掌柜”的，钱瑾、张刚为“售货员”，电台是周副主席从国外弄到的，由王敦瑛借杨晓初的包车，把电台裹在被子中间，送到西安建国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办事处，由刘顺明保管，再以给“杂货铺”进糕点为名，将电台送到“杂货铺”。凡是王敦瑛与蒙定军来买烟，就知道是送情报的，有些火急情况，往往让李儒珍、杜琴岚设法送出。1943年7月初，胡宗南发出军令，准备炮击马栏关中分区。王敦瑛得悉后，当晚就通过通讯工作组电告党中央。1946年春天，杨明轩、杜斌丞先生刚从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西安，即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对此，王敦瑛专程赴重庆，通过屈武向十八路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汇报了杜斌丞等人被监视的情况。办事处当即电告党中央。1948年春夏之交，敌人经过多次地测向侦探，都被杨才、钱瑾等同志的反侦察识破了，胡宗南气急败坏，多次下令，一定要破获市内的所有暗藏的电台，杨才虽做了多方面的反测准备，仍感到形势严重，即向党中央做了汇报请示。我中央台领导同志考虑了这种情况，同意他们停止工作。于是，杨才、钱瑾和王敦瑛亲自把使用了多年的电台拆了下来，把零件擦拭干净，埋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王敦瑛利用他在绥靖公署的公开身份，为我党搜集敌人情报及时用电波传递党中央，堪称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无名英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王敦瑛转入教育战线，任西北大学俄文专修科主任、教授兼中苏友好协会理事。1950年入党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写的证明称：“王同志，在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福利的工作中，您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为此向您表示高度的谢忱。”

1951年7月，西北俄文专科学校筹建期间，王敦瑛教授任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临时党支部书记。1952年10月25日学校正式宣告成立，王敦瑛任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行政负责人，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翌年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他任副主任。此后，王敦瑛被任命为副校长，学校正式成立党支部和党总支部后，他先后任支部和总支副书记。王敦瑛教授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西北俄专至1954年完成了教学楼，学生、教工宿舍楼、动力房的建设，校园初具规模，教学和生活设施基本配套，为教学和生活提供了基本条件。他不辞辛苦，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搞教学又搞学校基本建设，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的创办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8年至1979年先后任陕西师范学院外语教研室、陕西师大外语教研室、外语系教授兼主任。

王敦瑛从少年时代即开始学习俄语，后到苏联学习，回国后长期与苏联人共事，所以他操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用俄语讲话，往往语惊四座，与俄罗斯人没有两样。1950年在西北大学期间便被评为俄语教授。

王敦瑛教授除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外，还亲自上教学第一线，为学生授课。他讲课生动，深入浅出，极受学生欢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在他古稀之年还常说：“我人老了，还要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他有限高的俄语造诣，早年曾把旧刑法、刑事讼诉法、民事讼诉法译成俄语。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学校领导，又把不少苏联的规章制度和科学论文译成汉语。

他担任陕西师大外语教研室主任和外语系主任期间，对每学期的教学工作都作出周密的安排，期中进行检查，期末总结。为了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他常常深入课堂，听教师讲课，进行讲评。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他还开设教师进修班，为青年教师上课。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他除了动员每个教师教要作这方面的工作外，还亲自在陕西师院校报上撰文给学生讲解大学生学习外语的重要意义（《师范学院学生要不要学外语》，见1959年10月9日《陕西师院》报），介绍学习方法，很受学生欢迎。

王敦瑛教授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关心同志，乐于助人，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王老”。他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也是因结互助的模范。他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同时也以这种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自强自立，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1979年6月10日，王敦瑛教授不幸辞世，享年74岁。

（曹介民 王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