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珩先生是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1949年至1952年，担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他对西大师院数学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亦珩（1904.11.8—1967.10.25），曾用名刘守愚，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伯父曾任保定第二师范校长，父亲在该校附小教书，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就热爱教师职业，立志将来当教师。1922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结识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同学武怀让，二人交往甚密，并随武参加学生运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开滦工人大罢工等。不久，刘亦珩身份暴露，敌人搜捕。校长为了保护他，命令他当夜离校而逃脱险境，但被开除了学籍，为了安全曾一度改名刘守愚。

1924年9月，到日本学习日语。1925年4月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数学。1929年4月转到广岛文理科大学数学系继续攻读。此间，国内唐山的案子又被闹了出来，他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在广岛九年，总未能离开日本特高科的刑事“拜访”，宿舍被搜查过七八次，差点被解送回国。但是，在这个时期，刘亦珩仍然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一度与《无产者新闻》有一定的联系，后来《无产者新闻》被查封，牵连到一大批留日学生，他因无证据而幸免，1931年广岛文理科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国。

1932年初，由中学时期的同学、北京师大数学系主任赵进义介绍，到北京师大数学系任讲师，从此步入了他盼望已久的教师生涯。

1933年初，他向北京师大暂时请假一年，到安徽大学任教授。他在安徽大学执教时写成的教材《初等近世几何学》，由当时我国唯一的专门出版数学书籍的机构——北京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4年，北京师大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他是数学组的四位指导教师之一，专程从安徽赶回北京参加。1935年任数学系教授。1936年，在中国数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当选为第二届评议会的评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师大、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到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刘亦珩的弟妹们先后回到家乡参加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弟妹们都是共产党员，他的全家祖孙三代就有21名共产党员。刘亦珩受家庭的影响，经过激烈的自我斗争，终于下决心告别了随他回国、共同生活了数年的日本贤妻，只身从北京辗转到西安，立即到刚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任教。随着形势的变化，西安临时大学又迁至陕南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以后又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他先后在西北联大和西北大学任教授，从1942年起任西北大学数学系主任。在4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为了保护学生、保存西北大学，以一个正派教授的身份，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使一些进步学生免遭厄运，使西大完整地在西安留存下来。

1948年，刘亦珩因身体欠佳，辞掉西大数学系主任的职务。1949年秋，西北大学成立师范学院，又委任他担任师院数学系的系主任。在三年的任职期间，他积极聘请教师上课；组建教师队伍；亲自编写讲义为学生上课，他对西大师院数学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0年，他和杨永芳、魏庚人、李俨等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西安分会，是年6月11日，西安分会（即现陕西省数学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地方分会之一，他一直担任西安分会的常务理事，兼任分会主办的刊物《数学学习》第一任主编，并代表西安分会出任《数学通报》的各分会专推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刘亦珩工作积极性很高。50年代初，他应邀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制订综合大学数学系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工作。他积极协助系主任杨永芳，开齐教育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凡缺开的课，他们都亲自上阵，并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重新审定和编写教材。这期间他为教学编写的讲义计有：初等近世几何学、高等解析几何学、数论、群论、李群论、群论与代数方程式、微分几何、高等几何学、综合近世几何学、非欧几何学、高等微积分学等十多种。在科研上，他为在西北大学创立微分几何研究中心作前期的准备工作，他率先在几何代数教研室组织学术讨论班，学习研讨最新的有关名著，这种办法对参加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科研能力提高很快，大见成效。1956年8月13—1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论文宣读会”，西大带去的论文，引起数学界的重视。他的论文“芬氏空间共形变换”，1957年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以后，得到同行很高的评价。

1958年，他承担了日文《现代应用数学丛书》的翻译任务（全套共42本），他是该套丛书承担翻译任务最多的译者，而且很快完成了任务，1962年6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此后，他又回到他擅长的微分几何，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研究，招收研究生，继续在教学与科研的道路上探索，为我国数学的发展，夜以继日地读书、翻译、著作，真是一片痴心、一片赤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给他扣上“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加之1961年、1962年他的长子、夫人相继突然病逝；1966年“文革”初，他的二弟受迫害含冤而死，一个接着一个的沉重打击，和不能理解的批判斗争，对他这样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而言，实在是承受到了极点。他拉着子女的手，悲怆地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我怕是过不去了，你们要好好地做人啊！”1967年10月25日，他带着对祖国的赤诚，也带着未了的事业，匆匆地离开了人间！

这位在我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热爱祖国，几十年虽历经千难万阻，饱受人间各种沧桑，但始终没有改变他教书育人、用知识报效祖国的初衷，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知识分子。

(张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