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傭先生，男，山西平遥人，生于1902年。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期间，即担任《中华日报》编辑，并与同学成立《群新学会》（进步学生团体）。1928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于1929年春与留日同学吴羹梅(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组织成立了“人社”（国内左倾青年的组织）东京分社，任副董事长。并由人社创办东京华侨学校。1930年回国，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世界与中国》月刊，因该刊言论激进，于1932年遭租界当局查封。1933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兼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沪江大学等校教授。同年秋参加中华学艺社任编委，上海大学教职联合会任执委。1934年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任理事会编委。

1935年与何炳松(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暨南大学教授)、陶希圣(北京大学教授)、萨孟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山（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孙寒冰、章益（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武吁干（上海商学院教授）、王重命（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等十大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胆提出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崇洋外国的人只想把外国的东西搬来中国，不问它是否适合中国的需要。复古守旧的人则只想把中国旧有的东西复兴起来，不问它是否适合时代的需要。因此，没有了现代的中国，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不守旧，不盲从’，以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建设中国的文化。”文章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历史上被誉为“十教授宣言”。

1935年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1938年任中央宣传部上海办事处编审组主任，期间,积极出版主张抗日的宣传册子,主办《世界文化》杂志，宣传抗日主张。1939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同时兼任该校南洋文化研究馆主任。1945出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教育部京沪联合办事处主任，同年秋创办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于右任任董事长，费彝民（香港大公报总编）等为董事，聘请主张抗日的进步文化人士阿英、柯灵、胡道静等为教员。并担任《中国新闻》《新文化半月刊》杂志的负责人。由于陈高傭先生在文化界的广泛影响，1946年春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1951年应西北大学候外庐校长的邀请，任西北大学教授。1954年调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陈高傭先生曾著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论理学》《名理通论》《逻辑学概论》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十册）1939初版，1989年再版（被英国皇家学院图书馆珍藏）。该书将历代天灾人祸之事实从纪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起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止，按年记述，用统计方法观察历代天灾人祸之高低频率，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两重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为研究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水利史、气候学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全书编篡历时四年余，期间得到周谷城、郑振铎、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励支持。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这部书，篇幅的繁重，材料的充实，凡例的慎密与编制的新颖，无论读者一瞥的翻阅或吟味的通读，都自能得到深刻的印象，而将不能自已地发为赞叹。至于这部书有助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政治史的研究，而必能促“尽善尽美”的中国通史早日产生，更是中国从事史学研究者所知晓，都不待我再费辞多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高傭先生晚年惨遭政治迫害，曾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并不沉寂，日夜伏案写作，先后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盐铁论评注》等近百万字的著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央统战部的关心和重视下，陈高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

陈高傭先生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解放前积极创办进步刊物，长期掩护侯外庐（中共六大代表）等地下党文化工作者。上海解放时，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并放弃了香港英国皇家学院等大学的聘请，毅然来到了西安，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深受广大学生的爱戴。他在学术上造诣颇深，在我国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早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利用自己在史学界的影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扬努力向上的精神，积极推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晚年，他刻苦著书，并时刻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希望通过他在台湾的学生、朋友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做出贡献。陈高傭先生一生坎坷，但他以一颗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现今桃李满天下，安慰了英灵。

陈高傭先生1976年因病逝世，享年75岁。

（陈杰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