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捷三，男，1898年3月生于陕西韩城东义门村，1966年3月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68岁。其父为秀才，在村塾任教。先生自幼随父受启蒙教育，聪明好学。1911年入县立高小，学习经史。因父病故，面临失学，幸伯父无子，带领先生的诸兄弟勤耕，供他读书。1914年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每逢考试，常获第一。
先生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常向鲁迅、梁漱溟、梁启超等老师请教。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王捷三先生影响很深。
1924年他获悉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暑期讲习班，邀请京、沪一些学者讲学，他即向西大校长傅铜建议，还应邀请鲁迅来陕讲学。经傅同意，他以西大住北平代表的身份陪同鲁迅等人赴陕讲学。那时交通不便，经郑州乘车坐船到陕西（当时陇海路尚未修通，乘车至陕州坐船至潼关入陕），暑期讲学参观，在易俗社观赏秦腔，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先生1925年大学毕业后，任河南督府机要秘书。1926年他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南路军之邀，就任秘书长之职，协调军内事务，维护军内团结。后因国共分裂，感到失望而辞职，到南京教书，1930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高考科长。恰在这时，先生接家电伯父病逝，星夜赶回家乡，料理后事。亲自写了一副挽联：“吾无伯父不会有今日，伯父无侄无以终余年。”沉痛哀悼，感人至深。乡亲盛赞先生不忘伯父教养之恩。
先生1931年回陕，晋谒杨虎城将军，纵论国事，观点相同。将军知他有出国留学的愿望，乃出资相助。遂于1931年赴英国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哲学及社会科学，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当时我国留英学生开会辩论国内“安内攘外”先后之争，公推先生为主席，双方争论激烈，几至动武。先生作结论时说：“南京先安内而后攘外之说，纯为镇压抗日爱国人士之藉口。”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利用暑假期间，曾到苏联参观，写有《苏联见闻记》，发表于《经世》杂志。
先生在英国学习二年，又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对欧美社会及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专家。1934年回国，被任命为考选委员会的专门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先生回到陕西，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兼省立西安高中校长。1938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西安，防空警报连绵不断。国难当头，先生不顾艰险，率数千学生赴陕南，以教育家之风范，为国家培养人才。
1939年3月，陕西当局电召先生回西安，任命他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他上任后深感陕西学校太少、失学人数太多，教育落后。他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先后创办起三所专科学校，办起百余所中学，增设了小学千余所。为解决城区学生和沦陷区学生的失学问题，先生亲自创办兴国中学并兼第一任校长，李瘦枝为教务主任，聘请著名教师李敷仁、武伯纶、朱茂青、曹冷泉、赵曼青、李一青、党修甫等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先生为陕西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一向重视人才，老师只要书教得好，他就重用；学生只要学习得好，他就表彰。一些进步教师受到重用。对反动派欲迫害之进步学生，他极力设法掩护。因此，反动派反对他、排挤他，终于1944年以“自由色彩浓厚、不能与‘异党’斗争”为由被免职。
在任职期间，先生辛勤笔耕，出版的著作有：《教育论集》《瑟歌集》《中国伦理史》。译著有《价值哲学》《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
1945年下半年应李宗仁之邀，任北平行辕政务处长，1946年接任华北文法学院院长。华北文法学院原名华北大学，是蔡元培先生为谋求学术研究之自由独立，于1922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
先生任院长后，在华北文法学院大礼堂向全院师生讲话时说：“我们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不论是共产党的学生、民主同盟的学生、国民党的学生，我们都收。”这在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撕毁重庆政协协议，发动内战的时候，他这样讲显然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势力，而不利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讲了一般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受到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他决心排除干扰，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把华北文法学院办成一所校风民主、学术自由、教学质量高，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高等学府。他特别重视教师队伍，聘请著名教授讲学。华北文法学院的教师阵容强大，许多著名专家教授都是捷三先生的朋友，也有些是他亲自拜访聘请的。其中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教授中曾在英、美、法、德、苏、日等国留过学的达四五十人之多。华北文法学院一时成为专家云集，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
他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有一天，华北文法学院中文系学生为欢庆语文学会的成立，准备演出的文娱节目中有一个是反内战的小合唱，受到个别学生的反对。万依同学当场请示王院长，王捷三院长回答说：“你们可以唱”。进步学生在王院长的支持下，表演了他们准备的全部节目。迄今50多年过去了，万依同志提起这件事，联想到王院长当年无视南京政府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的感人事迹，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
1947年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期间，有人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密告华北文法学院院长秘书兼注册主任卫佐臣（系地下共产党员）鼓动学生参加游行，李宗仁让王捷三院长查处。王院长在李宗仁面前为卫佐臣辩护，尽力掩护了他，因而卫佐臣得以在北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7年“六·二”学生运动中，华北文法学院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捕去佟来宸等16名进步学生，他让卫佐臣持学校公函把被捕的学生保释出狱，并用他的小汽车把获释的学生接到南池子11号他的家中，设家宴表示亲切慰问，充分体现了先生一身浩然正气。
1948年4月2日，华北文法学院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民主投票结果，进步学生提出的候选人，几乎全部当选。其余学生提出的候选人，只有一人当选。因此，他们不满意，动手砸毁票箱，声言不承认选举结果，由此引发出文法学院的“抗暴斗争”。落选者向王院长申诉。王院长对他们讲：“这次选举是民主的，你们也都投了票，你们之中也有一个人当选。你们不承认选举结果是没有理由的，学校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华北文法学院以地下党员胡汝珍（胡浩）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从此正式诞生。广大进步学生对王院长公正贤明的表态莫不敬佩，先生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风范，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他的学生中流传。
194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给华北文法学院王捷三院长寄来一封快邮代电，内容是：“据报你校秘书长亢心栽、注册主任卫佐臣煽动学生闹事，请速查办。”先生看后，责成秘书长用他的名义复了一封快邮代电，内容是：“经查亢、卫二人并无越轨行动。”他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抵制了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指令，掩护了亢心载和卫佐臣。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区内的各大城市中，进行“八·一九”大逮捕，镇压民主势力。华北文法学院是北平市当局镇压的重要院校之一。8月18日深夜武装军警包围了华北文法学院，10多位进步学生被敌人逮捕入狱。与此同时特务带领宪兵到东斜街32号搜捕卫佐臣主任，当日凌晨卫得悉学校已被敌人重兵包围，他及时转移到南池子11号王院长家中荫蔽，使敌人未能得逞。“八·一九”这一天，先生不断打电话与学校联系，当他得悉反动武装军警冲进堂堂高等学府，对手无寸铁的师生横加逮捕的暴行时，他义愤填膺，痛斥反动派无法无天。
历史事实说明，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先生就象屹立在暴风雨中一棵青松，他不顾个人安危，尽力掩护进步师生。他为把华北文法学院办成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高等学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华北文法学院大放光芒。这是先生为国兴学育才的最好时期之一。
从1948年冬至1949年春，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捷三先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心，出了力。王捷三与傅作义、邓宝珊关系甚好。卫佐臣与王捷三共事多年，关系亲密。1948年冬，卫佐臣介绍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与王捷三会晤：请王捷三先生出面邀请邓宝珊到他家，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与崔月犁商谈。先生热情欢迎崔月犁并欣然同意。崔月犁与邓宝珊、王捷三在王捷三家谈了三次，取得了一致意见。地下党又请邓宝珊出城到通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进行会谈，终于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书面协议。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捷三先生对和谈起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事后，周恩来总理宴请有关民主人士，其中也有王捷三先生。
第二大贡献，率领师生员工走向革命，校产全部移交给国家。北平和平解放后，私立华北文法学院怎么办？这是王院长十分重视、认真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为副校长的华北大学由解放区迁来北平，急需校舍。而王捷三院长和范文澜副校长又是多年的老朋友，经他们二位磋商，两校很快达成书面协议：将华北文法学院的校舍、图书、家具、资产等全部合并给华北大学，留校学生经过考试都转入华北大学学习，教职工在自愿原则下转到华北大学任教工作。在王院长的主持下，这个合并方案曾经华北文法学院的师生员工民主讨论一致同意。在移交过程中，王院长责成各职能部门将房地产、物资、图书、基金等详细造册，分文不差地移交给华北大学（1950年1月1日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这是他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又一大贡献。
先生1950年回到陕西，应聘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教授，为中文系、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编写有《中国古典文学》讲义、《中学哲学史》讲义、《中国文学史》讲义。由于先生学识渊博，认真备课，深入浅出，讲授有方，教学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和敬佩。先生在陕西知名度很高，是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故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协西安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7年，先生和全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2月，中共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复查先生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并恢复政治名誉。
1958年后，先生年逾花甲，虽身处逆境，但拳拳报国之心犹在，乃到西安文史馆工作。他专心研究文史，写出三部著作，即：《唐代诗人与长安》《杜甫与长安》《苏东坡论》。这是先生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具体表现。
王捷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教育、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将永照千秋。
（赵万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