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白(1909．3．19-2000．6．27)，原名崇信，字元白，以字行。男，陕西省米脂县人。自幼随父移居北京，1917年考入北平师大附小，后升人北平师大附中(又初中升高中)，又升入北平师大国文系，皆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三次保送升学。在北师大学习期间先后师从钱玄同、黎锦熙、沈兼士、余嘉锡、吴承仕、唐兰、商承祚、高步瀛等著名教授。21岁时与同学尤炳圻一起点校《人境庐诗草》，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又由北平书局再版发行。上大学期间经常在《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新诗和散文，还演过熊佛西创作的话剧《艺术家》和《一片爱国心》等剧中主要人物。他还擅长演说，经常参加北平高校讲演比赛，由于表现出众，接连获奖，被推举为北平高校讲演会会长。他在学生时代就为以后从事教育和科研，以及社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毕业留校任北师大附中高中国文教员。“七七”事变后，高先生携家眷西迁，先后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院任讲师、副教授。在铭贤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专、西安师院和陕西师大任教授，曾于1947-1949年任西北大学国文系系主任，1949-1954年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1954-1959年任西安师院中文系系主任，1960-1981年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81年9月起改任为陕西师大中文系名誉系主任。曾担任过陕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高元白先生在长达65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以教书育人为根本。先后为专科生、函授生、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广韵》研究等多门课程。编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要略》《广韵提要》等多种教材。他以厚积薄发、求实创新的治学之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之方，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如今他的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高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不辞劳苦。身为系主任，他能自觉接受党的正确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办教育必须具备蔡元培先生那样的胆略、胸怀和眼光，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和教育原理。在他担任陕西师大中文系主任(包括陕师大前身)期间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一、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为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者如王捷三、傅子东、高宪斌、曹冷泉、冯成林、刁汝钧、周骏章、郭子直、辛介夫、江宏基、霍松林等著名教授。陕西师大中文系能有今日，高元白先生功不可没。二、知人善用，甘为人梯，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建校之初，高先生不仅是中文系系主任，同时也任中文系函授部主任，按当时的体制函授教师不能给在校生上课，在校生教师也不能给函授生上课，他认为这样划分很不合理，是人才资源的浪费。力主函授教师与在校生教师合并使用，这样使在校生和函授生的师资力量都得到加强，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在校生和函授生的教学质量，扩大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社会影响。他的主张得到刘泽如校长的支持，受到了函授教师和在校生教师的真诚拥护，至今当年的函授教师李剑平先生谈及此事仍然赞不绝口。黎风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被划为“胡风反党集团嫌疑分子”(“文革”后平反)。黎风先生说：“我调到陕西师大中文系就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力，是高先生冒着政治风险据理力争才使我走上讲台。”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极左岁月里，高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为一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争取上无产阶级讲台的作法，充分显示了一个正直的教育家坦荡的胸怀和知人善用的胆识。三、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培养青年教师。(1)选拔青年教师送出去培养，如选送马家骏先生到北京师大进修苏联文学，使之后来成为苏俄文学专家。(2)请专家、教授进来培训青年教师，如邀请北京师大陆宗达教授给青年教师讲《说文》。(3)开办青年教师培训班，由本系教授作示范讲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4)“师傅带徒弟”，请知识渊博的教授带青年教师，如请朱宝昌先生带青年教师刘学林。四、发展函授教育，高先生以系主任兼函授部主任，直接参与函授教材和教学计划的制定，并亲自给函授生授课，也动员其他教授参与其中，以推动函授教育的发展，扩大中文系在陕西的影响。五、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他邀请李健吾、吴宓、国文儒、陆宗达等著名教授为中文系作学术报告。名家的渊博知识、大家风范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中青年教师从严治学的动力和科学研究的劲头。六、加强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20世纪50年代末，高先生主持制定了加强学生基本技能训练方案，它强化了说讲、阅读(包括古诗文的背颂)和写作三方面的能力。这个方案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高先生专程向《光明日报》社社长杨明轩先生介绍了这个方案，并邀请《光明日报》社记者到陕西师大中文系采访，以扩大中文系的知名度。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方案被打成“高元白、冯成麟炮制的修正主义黑纲领”，遭到无休止的批判和惨无人道的刑讯。拨乱反正后这个方案以其它方式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高先生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与治学良方，更重要的是立身之道和为人之本。他任中文系主任几十年始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从不为己。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甚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多次伤害过他的人。他把自己的事业、荣誉、生命和中文系的发展融为一体。按他的话说这是“天人合一”。高元白先生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著有《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庄子校释》《庄子译注》《新诗韵十道辙儿》《汉语音韵学要略》《广韵提要》等10余部。高先生认为，一个学者不但要著书，而且要立说。他在音韵学、文字学、庄子研究、汉字改革等方面颇有建树。早在40年代出版的文字学专著《汉字形体的演变》，就引起巨大反响。他治文字，以实用为本，以汉字的改革为目的，有别于从古文字到古文字的考据之方，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建国之初汉字简化方案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他的音韵学专著在《广韵》音系的分类与构建方面，严密精深，为学界同仁所称道，而《新诗韵十道辙儿》则为今人作古诗，写新诗的押韵开辟了宽松的途径。
高元白先生的治学理念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一、破除门派壁垒，不墨守执固。在音韵学上他原来主张钱玄同先生的古韵分部，经过研究对比后认为王力先生的二十九部更为优越，便在教学和科研中采用王力的说法。这种追求真理更甚恩师的科学态度，是应大力提倡的。二、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如《新诗韵十道辙儿》是音韵学上的突出贡献，它具有两个特点：1、消除了文字和语言学上的鸿沟；2、把音韵学的原理和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详细而科学的理论阐述，又有《十道辙常用字表》，这样可以参照字表进行创作和分析韵字。三、鼓励后学超过自己。高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将诗韵筒化为十道辙，而他的学生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李慎行先生又简化为九道辙，当学生李慎行来看望他时，高先生很满意学生的挑战，鼓励他要有超过老师的信心和勇气。
高先生的人格和学术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竭力推动学术组织的创立，积极开展学术活动，1978年创立陕西省语言学会，任首任会长，1983年改任名誉会长。1980年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学会顾问。1981年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写作研究会西北分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95年任陕西省诗词学会顾问。高元白先生不仅是教育家，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历任民盟陕西省委会常委、副主委、顾问、名誉副主委，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参议委员。陕西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1985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任命高元白先生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高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