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师儒，字雅堂，男，生于1888年，陕西米脂县人。1907年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学习工科。1919年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因品学兼优留在本校附中任教。1921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24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研习哲学和心理学，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瑞士留学期间，先生曾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改变了我过去的一切想法。”进而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俄为师的新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主张是正确的。”

1927年回国后，先生应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的邀请。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1928年应邀前往上海劳动大学担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以后曾任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教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哲学等课程。

1942年春，先生担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因父亲丧事由城固回陕北奔丧，途经延安，由北京大学老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作陪，拜会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接见并宴请了他，向他介绍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同时也询问了西北大学和陕南教育的情况。毛泽东主席还请他转达对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早年老师黎锦熙教授的问候。经过这次畅谈，先生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以“平生奇遇只一人，体大思精迈古今，展开历史四千载，革命功勋莫与京”的诗句，赞扬毛泽东主席的文韬武略。他在延安参观工厂、学校、机关之后，应抗日军大学的邀请作了公开演说，发表了对中共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战争的肯定与乐观的展望。他认为要救全中国可怜的孩子，必须像延安一样根本改变中国的旧教育，他从毛泽东主席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坚信“延安是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站台。”在辞别延安时，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回到西北大学后，不但鼓励女儿马昭信参加学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而且积极宣传进步思想。马先生的延安之行，触怒当局，教育部以他“身为文学院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政治，应予警告！”遂即被免去文学学院院长职务，并下通缉令。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书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以明其志并对家庭做了安排，随时准备为正义而献身。

1946年，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因镇压学生自治运动遭到反对而去职，国民党政府迫于革命形势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起用马先生为西北大学校长。他接任后，首先起用思想进步的高元白教授为秘书，协助他处理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任职期间，学术交流活动活跃。邀请著名文学家郑伯奇教授讲述“我的文学经历”。聘请武汉大学外语系主任吴雨僧（吴宓）教授来校讲学，讲授“大学之起源与理想”“世界文学史纲”“文学概论”“中国小说”等课程。为弘扬我国西北古代文化，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先生对保障师生学术研究自由，支持学生成立自治会，抵制反动势力在学校活动，作了很多工作，得到学生们的好评。为西安警备司令部人员在南院门打伤西北大学学生一事，曾亲率学生向胡宗南、祝绍周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登报道歉，同时拒绝国民党特务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先生支持学生运动，同情革命的一系列做法，遭到国民党陕西省当局的迫害，于1948年9月被迫辞职。1949年应四川大学之聘，赴川讲学。1949年以后，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潜心研究苏联教育家梅丁斯基所著的世界教育史。

1954年西安师范学院成立。马先生任教育系教授、教育教研室主任及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安市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委员。1959年9月，马先生为庆祝国庆10周年在西安师院院刊上发表《国庆献诗》一首，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人民幸福生活。1960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后，任教育系教授。

马师儒先生毕生从事教育研究。早在德国留学期间，即开始研究孔子，王阳明、颜元等教育思想，尤其对老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绝不是让人“避世”，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教人不要顾利害，一味盲动冒进，胡作乱动，违反自然发展规律。他曾在德国有关教育杂志公开发表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多篇，还著有：《哲学概论》《世界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专著。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讲授中外教育史9年，每年都重新编写讲稿，补充新的教学内容，同时还编撰了不少讲义，如《教育概论讲义》《现代思潮讲义》《教育史讲义》《教育哲学讲义》等。马先生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令人敬仰。

马师儒先生不幸于1963年逝世，享年75岁。

（王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