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绵，男，汉族，1912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中学毕业后，即任小学教员，同年10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听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无私奉献50春秋,为陕西省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人民的赞誉与上级部门的肯定。
1937年10月，李绵同志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由于当时各抗日根据地急需大批干部，学校将学制缩短为几个月，翌年他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成了既搞教学管理工作，又是马列主义研究室的教员的“双肩挑”干部，从此开始了他教育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也可称作是普教工作阶段。
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开展扫盲运动，因他在30年代初曾搞过拉丁化新文字的编辑工作，即被调到新文字冬学教师训练班，并参加了新创刊的《新文字报》的编辑工作，为该报第21期写了社论《我们的话》；发表了《关于用新文字教汉字的问题》（《新干通讯》1943年1月）的文章。这段工作的实践，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如果广大群众不识字，不掌握学习科学文化的工具，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新社会，铲除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1944年春，他被调入延安大学中学部任历史教员，开始了严格意义上的普教工作。但是，战争环境使得相对稳定的普教工作多了些不稳定性、变动性。同年暑期，延大中学部与延安师范合并，更名为延安中学；之后1946年9月，为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延安中学又改名为行知中学；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发生，教育界在“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实施战时教育，边区政府决定以行知中学组成第四后方医院，为战勤服务。这样“学校变成医院，医院变成学校”的口号就提出了，全体教职员工为完成这个转变做着各自的工作。李绵同志由历史教员改任政治协理员，协助政委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不安定的环境下，安定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李绵同志工作的一个特点。因此他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历史教员，而且是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进取精神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他撰写的长篇学术论文《关于历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充分的证明。如他说“历史教学的基本方针是教学‘历史常识’，而不是片面地或专门地教学某一部分；是以人民旳历史传统为中心，而不是以统治阶级的历史传统为中心”，这种认识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又如对“学生兴趣”应该怎样对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生的兴趣大部分是正确的，小部分是落后的。我们对落后的兴趣绝不迁就，而且予以纠正，加以指导，使其走向正确（这是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正确的兴趣予以鼓励，加以引导，使其走向深入和提高。”
1948年8月至1953年2月，李绵同志先后担任韩城县教育科科长，黄龙专署教育科副科长、西北教育部中教处处长等职，负责中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在这几年间，他的岗位有变动，职务有提升，但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不变，及时总结经验的老传统不变。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写成并发表的文章就有如《谈小学的思想教育》、《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对整顿与发展西北区中等技术教育的初步意见》和《从新学制谈到发展工农教育》等10余篇之多。可以看出，李绵同志不只是出色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更是善于把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经验，及时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总结的理论工作者，他为恢复、整顿和发展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中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绵同志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普教战线转入高教战线，不仅时间长，（从1953年2月至他离休），而且工作繁重，任务艰巨。但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激励下，他遵循党的教育方针路线，为把陕西省高等教育事业搞上去，尽心尽力，颇多建树。
1953年2月，他被派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副院长，1954年该院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直到1960年7月。这八年，是西安师院创建、发展的八年，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李绵同志以他虚怀若谷，不争人先的博大胸襟，与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使该院成为陕西地区高等师范院校中知名度颇高的学校。
1960年2月，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7月，他被调任陕西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六年。这六年，是他职务最高、艰苦朴素作风最好、工作最勤奋的六年。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乘坐的专车从来不到学校接他，而是他由校内步行到校外（他一直住在师大），再乘车到高教局。为了发展陕西的高等教育，他呕心沥血，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上下一盘棋，左右互通有无的有机联系的”教育网络，使陕西省的高等学校发展到31所，成为全国高校较多、专业门类较齐全的先进省份之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2年底恢复工作，他被调任西安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1974年又被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校长、顾问至1986年退居二线，整整工作了12个年头。为了把陕西师大办成一所有自己的特色，能够跻身于一流师范大学行列的院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教育方针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情况下，他能从师范院校的特点出发，适时地提出学校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高等师范院校必须培养出合格的全面发展的人民教师。因为教师本身是人才，但他们又是培养各种人才的人。所以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人才，除了有与其他院校培养的人才的共同要求之外,还要有能够适应师范教育的特殊要求。所以必须建立并完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三基”教学；建立教师主讲责任制；设置新专业；建立实习基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使这项工作落到了实处。
二是必须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师范院校不仅是教学中心，也应该成为研究中心。他反复指出：要“进一步打破‘师范院校还搞什么研究 ’的旧观念，摆正科研和教学的关系”；要“结合四化建设研究应用科技课题”；要“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专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1978年到1983年的不完全统计，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发表的专业论文有927篇，出版的专著有66部；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先后完成的科研课题有64项，其中有52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和陕西省的奖励，出版专著35部，在全国性学术刊物和地方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51篇。
如前所述，高教战线的工作任务是繁重的，加之，他年高体弱，视力下降，但却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笔耕不辍，写作并发表了近20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总主题就是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内容、性质、方法等的探讨与研究。如《努力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必须重视师范教育》、《教育理论研究要为教育体制服务》、《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党的教育事业》、《教育是培养人才之本》、《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科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努力做好学校转点工作》、《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高瞻远瞩，阔步前进》、《论提高教学质量的几点意见》等。以上论文绝大多数是1979-1987年间他担任书记、校长时完成的。
正如刘宪曾同志评价的那样，李绵同志“有多方面的教育工作经历和长期刻苦的教育实践。既有教书的经验，又有管理的经验；既有普教管理的经验，又有高教管理的经验，这些长期积累的经验，也就逐渐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尤其对师范教育，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建树”，“这种理论和经验，在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
1990年李绵同志光荣退休，但却离而不休。他以耄耋之年，不仅继续关注着陕西师大，而且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主编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师大校史》，真可谓“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里说说他为家乡筹办司马迁专修学院（原名司马迁自修大学）的事。
韩城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县城，曾有小北京之美誉。人文荟萃，商贾云集。古代有史学家司马迁，状元王杰；西安有著名作家杜鹏程，政治家、翻译家师哲。韩城是中国古代文明、古代文化亟待开发的一块厚土。韩城又是教育比较发达先进的地区，如能在这里设立一所高等自修学校，不仅能为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时输送合格的人才，而且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一种贡献。李绵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并开始投入这项工作之中。他不顾年高体弱，上下奔走，多方联系，出谋划策，具体指导，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韩城市委、市政府的具体运作下，司马迁自修大学于1989年9月25日正式挂牌成立。该校及全市人民为了表示对李绵同志尽瘁桑梓的奉献精神的谢意，不止一次地发出感谢信。1994年元月，司马迁自修大学董事会和校委会发出的《义行赞》曰：
“司大”崛起，君功大焉；或为策划，或为乐捐；或为奔走，披肝沥胆；义行可风，德泽无边。这就是对李绵同志在筹组司马迁自修大学中所做过的最全面、最准确的形象概括。
李绵，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一位脚踏实地的人，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党秀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