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三伏,曾用名万知行,男,汉族,1932年8月出生,陕西蒲城人。1949年7月,从富平二中初中毕业,同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10月由蒲城尧山中学保送进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读本科。1952年11月在西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调干留校工作直至1993年2月退休。退休前曾任陕西师大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附校办主任(正处)等职。
1952年12月至1953年8月,他曾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人事组、教导组任职员,并当选为机关团支部书记。1953年8月至1956年8月,他被调到院团总支任专干。1953年10月当选为团总支副书记,1954年10月当选为西安师院团委副书记,并连续三届(1954—1956)当选为共青团西安市委委员。1956年8月至1957年8月,经组织保送至中央团校进修。1957年1月15日,他与团校全体学员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陪同接见的还有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团校校长胡耀邦同志)。事后,他把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变为刻苦学习的热情,在不到百天内,利用上课之余,读完了《资本论》等原著。同年8月,他由中央团校毕业返回西安。1958年夏在西安师院被错划为“右派”,他多次申辩无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1965年夏至1981年7月,他被调至校图书馆工作。“文革”中以他多次“翻案”为由,立案审查,关进“牛棚”,遭到残酷批斗,多次被打,致使耳残,听力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他被调至图书馆古籍组。在古籍整理中,他首先发现馆藏国宝——蝴蝶装六页宋版书(后经上海图书馆古籍老专家潘景郑先生确认为“国宝”)。他还参与了“善本书选展”的筹办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印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979年元月,学校党委对他的“右派”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不久,他被任命为馆办公室主任,并当选为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机关总支委员。他参与了专业队伍扩建、职称评定、工资调整,以及“西北图书资料中心”、图书馆团支部的筹建工作。
1981年7月,万三伏同志被调任陕西师大高教研究会秘书长(副处级)。除参与研究制订章程、课题规划,选配人员,编印参考资料外,还参与了“教育部西北地区高校干部培训中心”的筹建工作。同年10月,他被调任为本校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并当选为党支部书记。1982年5月,他参与了“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办工作。为给研究生提供特需教材,他在学校大力支持下,组织人力编选《刘泽如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85年出版发行),并用结余款支助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在教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复试中,他提出除按政策规定执行外,着重考察其创造思维能力、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等观点,获省教委和有关高校领导的支持,在研究所申报国家科研课题中,他突出高师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特点,经科学论证,1990年上报三项课题,全获国家教委批准。
他在任副所长的同时,自1986年12月起,在校内兼任附校办主任。他首先提出创办一流附中、附小、幼儿园的管理目标和措施,并任《普教通讯》(内刊)主编,本校“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在校外,自1984年起,他兼任省高教学会、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省高教情报站站长。参与创办《陕西省高教研究》学刊,参与省“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论文评选等活动。
除所务及兼职外,在职期间,他参编的《陕西省高等教育年鉴》,收入《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1949—1984)》一书,1986年1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经省职改领导小组批准为副研究馆员。他参编的《中国历代教育家传》一书,1989年3月由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他参编并任副主编之一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一书,1990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参编并任“教育”门类负责人的《三秦历史文化辞典》一书,1992年10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参与编纂的《陕西省志·教育志》,2009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于1986—1988年间,应聘于西安石油大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校,为不同对象讲授《教育学》、《领导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学》等课程。
1993年2月退休后,参加校注《新编魏征集》一书,1994年9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他参编并任主编之一的《陕西省高等教育大事记》一书,1994年12月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他撰写的《刘泽如德育理论的基本特点》一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此外,他为探索民办高校教育教学管理规律,应聘于“西安同仁文化大学”、“乡镇企业大学”、“西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西安外事学院”、“陕西师大教科院”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他曾提出为国家、为家长、为学生“三负责”的办学理念。
欣逢盛世,年近八秩,他知足矣,亦知老矣,行十六字,做常乐人。他的十六字铭是:“知足常乐,常乐长寿,行己所乐,量力而行。”
(秦川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