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亭，男，祖籍山东省桓台县，1930年8月22日生于济南市。

  儿时，其母带他回农村老家，所骑马匹受惊，将其母子甩到地上，而马蹄正好从他两条小腿中踏过，待惊魂未定的人们把他抱起检查时，竟毫发无损，真是吉人天相，而这也似乎预示着他的一生可以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却也难以一帆风顺。

  “七七”事变之前，他在济南入私塾上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那时正值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前夕，已经在济南侨居的日本人，就连小孩子们对中国人也是骄横霸道，经常挑逗欺侮中国孩子，王便与同学相约，奋起反击，几次交手后，迫使日本小孩子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人少时，更不敢撒野。伙伴们终于体验了一把邪不压正的快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不当亡国奴，遂于父母一起逃难到西安。1943年从西安第二实验小学毕业，考入右任中学。高中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学习成绩不错的“好学生”，但到1947年下半年，由于受北京“六二”学运的影响，他和同学们一样，开始关注国家时政。1947年9月，因不满军训教官法西斯式独裁训诫，在一次军训课上，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辩，不料校方竟与国民党当局沆瀣一气，动用专政工具，在一个深夜里，将睡梦中的王毓亭与支持他观点的好友张秋印，分别由七八个便衣特务持枪秘密逮捕。不曾想弄巧成拙，引起同学的更大不满，由此引发全校罢课声援活动，在各方人士共同努力下，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未经审讯即由学校以“勒令退学”方式草草收场。这次狱中磨砺，也更使他期盼解放，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9月他经地下党员张笑舟介绍到九区一小任教，因表现积极，三个月后，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这段时间中，为了配合“土改”运动，他和几位同事积极组织高年级学生，排练当时进行阶级教育最有影响力的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及其他节目，在农民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倾力做力所能及的好事，两年间教学所得薪酬，基本都救助了贫困生和正在西北大学上学、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的一位原中学同学，直至毕业，之后该同学成了西大教学骨干之一。

  1951年8月，由教育局保送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语文专修科学习。1952年7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结业前夕，调至西北大学政治辅导处工作。先参加了西安市高中毕业生暑期学习班，担任辅导员，为1000多毕业生进行政治、时事政策的学习辅导；接着被西北教育部抽调到四川成都接收该地区分配到西北各高校的学生，由他担任副组长，负责介绍西北各校情况，具体安排车辆、船只安全接运到西安。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凡报考学生基本都被录取，因此就连不少已婚怀孕的学生也得接来，为了他们的安全（宝成路尚未建成）不得不将怀孕三个多月以上的学生由成都乘火车到重庆，换轮船到武汉，然后再转火车到西安，三个月以下的则安排在大卡车的司机楼直达西安，最后再分赴各校入学。

  1952年12月，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迁往吴家坟新址，王毓亭被任命为院长办公室秘书。当时的行政部门，基本上处于初创阶段，办公室有点类似‘不管部’。事繁而无规律，外事如苏联专家的接待、兄弟单位的参观安排，内务有领导交办事宜、会议安排，院内方方面面的协调、院系以及其他临时任务。1954年5月他被选为工会副主席，增加了不少员工生活福利方面的工作，常常需要加班，好在有一个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办公室工作团队，所以领导交办的和需要为其他部门服务的工作，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6年，院领导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决定由王毓亭任组长，抽调教务、总务等处的5位同志参加了西北各大学联合组成的“学习考察团”，赴上海、北京及东北等地的10余所高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学习，搜集了大量有关规章制度等材料，总结汇总后，为各方面开阔视野、完善本院有关管理制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料。办公室工作有机会较多接触领导，他们的言行影响和带动了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刘泽如院长忠诚稳健、实事求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使他受益匪浅，使他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明辨是非，立场坚定的经受住了考验，关键时刻不因自保而逢迎巴结。当1958年浮夸风、好大喜功、摆排场甚嚣尘上时，仍本着节约精神严格使用办公室掌握的“院长特支费”，适当控制人际交往招待标准，把更多的钱用于照顾解决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特殊困难。因此在1959年党内反右倾运动中，被上纲成“反对大跃进”，又因喜看历史传记和中外文艺书籍，被批为消极颓废灰色人生观，定为“严重右倾”。1960年春下放韩城县芝川公社东赵庄大队劳动锻炼，恰值自然灾害时期，超负荷的强劳动和食不果腹，营养极度缺乏，终于使他本就很不壮实的身体彻底垮了，身心俱疲时，又得了肝炎，还未痊愈便于1961年被调到省上新建的江西式共产主义大学——西安公学。一年后该校停办，他从热爱的教育系统转成了机关公务员，先在省林业厅下属的森林工业局负责办公室工作，不久调入组织部门担任秘书工作，每三个月向省委、省政府起草一份综合报告，每年写几个专题报告，有几次由省委、省政府批转各地县。另外，还先后兼任“社教”、“五反”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成立后又负责办公室工作。“文革”开始前不久，农业、林业厅合并，他被分配负责农业编辑室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受委派完成农林系统接待红卫兵后不久，原林业厅造反派掌权，即以所谓“林业厅实权派”名义，将他从林业厅揪回关入“牛棚”，实行专政、抄家，佩戴黑色侮辱性袖标，挨打，受批，有病也得不到充分治疗休养，即使如此，也从未推诿责任，诬陷他人和泄漏党的机密。批斗基本结束后，他先后在周至林场和泾阳杨梧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元月被解放。同年12月，他拖着时好时坏的身体，随爱人下放富平县农村劳动三年半。虽然此时生活中困难不少，但精神上较前轻松了许多，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他们淳朴、勤劳，不怨天尤人，对待困难的坚韧精神，使他的思想境界得到新的升华。

  1973年5月，他调回西安被分配在市委群众工作组，分管工会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1978年12月，原林业厅领导又把他调回单位，时值拨乱反正特殊时期，他一个人除担任林业厅落实政策办及运动办副主任，还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无主任），先后还兼任纪检组成员、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当时林业厅直属副团级事企业单位20多个，干部职工两万余人，事务繁杂，时间紧迫，经常需夜以继日工作，虽几次病倒在岗位上，但还是按计划纠正平反了林业厅“文革”中的20多件冤假错案和历次运动中积累的50余起错案，使这些职工、干部重新焕发革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岗位。1983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林产品经销公司党委书记，1985年因身体原因，仍回林业厅办公室，退居二线当了正处级调研员，实际上还分担了部分主任权限内的文书批办工作，直至1991年1月退休。

  王毓亭同志一直喜欢阅读文史、传记类和内部读物，图书馆（室）这类书都被他翻阅遍了，退休后还租借或购买来看，这是他现在的主要活动内容。没有了思想、工作上的压力，虽然老了，身体却较前有了好转，尽管80岁了，生活还能自理，除读读书外也和邻居们玩玩麻将，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说：知足常乐。

（甄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