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友，男，1930年1月出生在陕西临潼一个中农家庭。

  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之后在临潼县政府、渭南专署等部门工作，历任乡长、区助理员、科员、区长等职务。1954年至1957年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进修，1957年至1972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任政治经济学和民法教研室主任。1972年至1977年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历任政教系讲师，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等职务。1978年调回西北政法学院任法律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民法教研室讲师、主任等职务；1983年6月起任陕西省政法干校党委书记、校长。1990年光荣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张效友同志年仅13岁时，就因家庭经济困难停止上学，投入了农业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锻炼和培养了深厚的劳动人民情感和本质。由于他思想品质好，各方面表现突出，加之地下组织的帮助，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入党参加了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己的积极努力，进步很快，工作成绩显著。他认真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依靠群众，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因此，政治觉悟、理论政策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优秀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成为党在文教战线上的一名骨干和尖兵。

张效友同志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除了党的培养教育外，就是由于他一贯具有坚持不断革命、百折不挠、刻苦钻研、敢于和一切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他在参加革命初期，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文件，更记不了笔记。当时他担任一个乡的领导工作，上级布置工作只能凭脑子记，也不会写书面材料，工作中困难很大，向困难低头，还是积极努力战胜困难，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在党的教育和鼓励下，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坚决采取了第二种态度，鼓起了勇气，向困难宣战，决心攻“文化关”。由于工作繁忙，离职学习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边干边学。于是，他在工作之余，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阅读一些简单的书报，首先是自己动脑筋，想问题，遇到生字和问题就记下来，去问其他同志或群众。同时，他抓紧时间练字，只要读会了的就写，每天再忙也要写三四篇，开会时尽量学记笔记，会议休息时间就向其他同志请教记笔记的方法，以及自己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就这样，他逐步由识字不多到比较多，从不会记笔记、写材料到初步能记下来，写出来了。这不仅推动了他的工作和学习，也进一步鼓舞了他前进的信心。

不久，党分配他去做财粮工作，新的工作带来了新困难，这项工作要求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相当的算学基础知识，但当时他的文化水平毕竟还不高，特别是缺乏算学基础知识，也不会打算盘，因此工作中的困难极大。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继续攻克“文化关”。 一方面抓紧学文化，为了随时随地学文化，他的口袋里总是携带一本字典；为了学写公文，写报告，他想了许多办法，例如阅读有关的参考书，参照其他同志的底稿进行访写，自己写了请别人改等等。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财粮工作的需要，积极学习珠算，没有教员，就拜农民为师，并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练习打算盘、背口诀。由于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很快就学会了写公文，写报告，也学会了打算盘，从而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化关”基本攻克以后，效友同志并未就此止步，由于工作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愈来愈感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任务。一开始，困难也不少，比如，许多名词概念不懂，由于文化水平低，有些文章看完后还抓不住其精神实质。但是，效友同志仍然以战斗的姿态，以“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兢兢业业，刻苦钻研。遇到难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其他同志请教，同时，在学习中很注意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把学与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学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就联系自己的思想方法进行检查，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时，就联系到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将学到的东西贯彻到工作中去。因此，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1954年9月，党送效友同志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刚入学时，对许多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的理论等）连名称都是第一次听，至于内容就更不用说了。在课堂上听不懂，记不下，什么“商品”、“价值”等概念简直无法理解。面对这样一堆困难怎么办？“坚决彻底地战胜它”，这就是他对待困难的态度。他主动地和几个文化与理论水平较差的同志成立“互助组”，向水平高的同志们请教，同时，找一些通俗读物来帮助扫清“拦路虎”，在课堂上专心致志，下课后反复温习，每天总是很晚才睡觉，大多数假日也用来学习。同时，在学习中，能够充分暴露自己的思想观点，敢想敢说，结合实际地学习，因此进步很快，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由学不懂到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毕业后，党决定让效友同志留校做教学工作，当时他想：“不行，一个没读完小学的人，怎么能在大学里当理论教师？”为此，思想上曾有过激烈的斗争，经过党的教育，他清除了思想障碍，下定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红色的理论工作者。于是，积极制订个人进修规划，猛攻政治经济学专业，坚持随堂听课，经常向老教员请教，同时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在一年的时间里，系统地学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着重深入地学习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此外，还读了十多篇马、恩、列、斯的著作，为搞政治经济学专业打下了初步基础。1956年底，在老教员的帮助下，开始担任政治经济学的部分讲授任务。

调往西北政法学院的初期，他曾担任教学行政工作。1959年开始转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这是个新成立的教研室，教学任务大，干部力量弱，效友同志一到教研室立即肩负起繁重的任务。除了行政工作外，每学期都担任了相当多的教学工作，困难是不小的，但是他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自己的革命干劲和钻劲，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乘难前进。

在第一次给同学讲课时，同学意见很多。如何对待学生的意见，这对于一个教员来说，是一次考验，效友同志经受起了这一次考验，在这些意见面前，他没有惊惶失措，灰心丧气，他把这些意见视为对自己的鞭策，给自己指出了改进的方向。

为了弥补理论上的不足，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他经常工作至深夜，甚至中午和晚饭后也不休息，许多星期日和假期也坚持工作。效友同志身体不好，曾经多次闹病，但他总是带病工作，坚持“不下火线”。虽然担任的社会工作多，会议多，而教学任务又重，但他善于科学安排和利用时间，化零为整，利用一切零星时间收集整理资料，考虑讲稿中的问题，这样，“两条腿走路”的结果，使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不仅两不误，而且“相得益彰”。

正是由于这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大无畏的克服困难的精神，使他的教学质量迅速地提高，同学普遍反映“一次比一次好”。

效友同志的革命干劲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还表现在事事带头、以身作则方面。例如在学期中途，由于其他同志临时有任务，需要人去担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讲授工作，他立即主动地承担下一个讲题，用很短的时间备出了课，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如此。为了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搞科学研究，积极克服教研室某些同志在这方面存在的畏难情绪，他就带头选题，积极动手写，没有时间就“挤”，或者牺牲休息时间去搞。在写的过程中，哪怕三番五次地修改，但他仍然坚持到底，写出了两篇关于人民公社的科学论文，写了“我国的人民公社”讲授提纲。与他人合作编写《怎样搞好民法选举》小册子，此书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搞科学研究的情绪和劲头。

  1972年，张效友同志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在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期间，对恢复和整顿马列主义教研室做出了突出成绩。他旗帜鲜明地领导了教研室的揭批查运动，正确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广大教师，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师大马列主义教室成为全校揭批查工作的先进单位。他还根据形势的要求，积极安排了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规划，深入教学第一线，带头听课、讲课，受到了师生的好评。他还亲自带头搞科研，并有科研成果在学报上发表。他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使全教研室同志团结协作，教学、科研面貌都发生了很大改观。

  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成果显著，1959年被评为陕西省政法先进工作者，1960年被评为陕西省文教先进工作者。

  2009年10月，张效友同志因病不幸离世，享年79岁。

  斯人已驾鹤西去，但他一生不屈不挠、不畏艰难、不言放弃、不断拼搏的勇气和精神，传递和辐射出无限的正能量，是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问宪莉依据档案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