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植,曾用名张松年,男,汉族,1932年11月生于陕西省合阳县富平村。1953年毕业于大荔师范学校,以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优秀的学习成绩,保送入西安师范学院史地专修科。1955年毕业留校,随即又因工作需要抽调至新建的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后两院合并,成立陕西师大,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机关党总支书记,连任陕西师范大学第五、六届纪委委员。1993年退休。
培植同志出生于关中北部、黄河西岸黄土高原的一户世代亦教亦农的教师世家,曾祖、祖父、父亲都从事过乡村教师。土厚、沟大、井深、地薄,十年九旱,恶劣的生存环境,自小养成了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教师世家的家风,又铸就了他守岗敬业、安贫乐道、以身作则的职业操守,连名字“培植”都带有浓厚的教师世家含意。幼年丧母,排行老大的家庭地位,逼迫他过早自立,养成勇挑重担、甘心奉献的为人风格。
1949年初,全国尚未解放,西进大军已经解放了关中东北大片土地。还是初中生的少年张培植就替代临时生病的父亲参加了解放区的支前工作。他们由三户人家合作套一架铁轮大车的支前车队,由合阳县拉着满载的军用物资,随西进大军,昼伏夜行,途经澄城寺前,蒲城永丰、孙镇,直到富平淡村。又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转移三原、临潼、白水等地,行程近千里,历时两月余。虽然耽误了近半个学期的课程,但今天回忆起来,感到确实胜读几年书。一路上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斗志坚强、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些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记忆。
学生时代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都是班上的班团干部、优秀学生。初中毕业因家穷失学半年。1951年春由县教育局推荐到大荔师范插班学习,不仅补上缺课,摘掉“试读”的帽子,毕业时还获得保送资格。
38年的工龄,虽然没有离开过师大,但在校内也变过不少单位。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他都能愉快地服从分配,而且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紧紧地拧在那里,毫不松劲。作为一名受党组织培养多年的政工干部,对待频繁的工作变动,真正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哪儿需要哪安家”,从不讲条件,从不提个人困难。三进三出人事部门,毫无怨言。困难时期办农场,书记先天谈话,第二天背起铺盖卷,步行几十里,下放劳动,上任当场长。两年任期始终牢记书记的指示:坚持劳动,不搞特殊。农场的规模扩大了,生产品种增加了,保证了校内师生副食品的补充。197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面对设备破损、人员严重不足、技术力量断档、老工人受到挫伤的严重局面,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毅然走进伙食科,担起了“民以食为天”的重担。更新设备,建立规章,教育培养青工,调动老工人的积极性。响亮地提出“青工要虚心学技术,老工人要担起传、帮、带的重任”的明确要求,很快改变了食堂面貌,受到上级肯定,引来同行参观学习。
工作中培植同志一贯坚持:执行政策不打折扣,贯彻决定不走样,看形势不跟风,对人对事一视同仁,处理问题不掺杂个人情绪。“文革”中被揪斗、游街、隔离、批判。他最痛恨造反派对人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同样,他也看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稍有压力即放弃原则,讨好造反派,胡说八道,陷害同志、朋友于困境的人。他坚信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的“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真理受苦受难,承受打击和迫害,甚至是献身的精神。不论是身处逆境,不论是孤立无援,不论是面对强权,不论多种有形无形的压力有多大多强,不论自己的利害得失,都不讲颠倒黑白的话,不讲违背良心的话,不讲自欺欺人的话”。他认为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也应该尽力去努力。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是培植同志做人的又一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文革”中对他的不实之词也得以平反。他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新的工作。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积极为极左路线时期错误处理的干部、工人落实政策。有的老工人十多年的错案得到平反,重返学校,安排了工作,出于感激之情,从家乡给他带点土特产,他当面收下,事后退回,并语重心长地告诉老工人,我们应该感谢党的政策!
培植同志从1978年8月起先后任机关第一、第二党总支书记,曾兼任总务处副处长。他始终把机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以《党章》、《准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主要内容,组织轮训党员,按照积极、慎重、调整结构的原则发展党员,整顿、充实后勤职工队伍,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先进,调动炊管人员的积极性,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保证把学校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以后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伙食、绿化、校产管理等部门曾被评为高教系统先进单位,这是后勤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果。
退休之后他没有休息,协助李绵老书记编写《陕西师范大学编年记事》第一辑(1944—1984),这是一本资料性的工具书。它为简明本,对《陕西师范大学校史》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史料,既可帮助阅读《校史》,又可作研究某些问题之参考。张培植同志完成第四章《陕西师范学院(1953—1959)》和第七章《拨乱反正,整顿、改革、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10月—1984年12月)》两部分。编写过程中,翻阅档案、核实资料、调查材料、反复修改,培植同志所付出的辛劳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最后的审定出版,由于遇到一些事先难以预料的困难,好多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他完成的。
工作中不论做一般干部或是处于领导岗位,他总是遇事不急不躁,冷静面对。即使面对再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他也从不对别人发脾气,即使碰到个别领导给他发一通无名火,他也是以忍了之。
出生在教师世家的张培植,尽管从中师到高师都是学习当教师,然而却没有机会教书,但是他的女儿却在当教师,再下一代仍有学师范的。看来教师世家仍会延续。
幼年丧母,老年丧妻,人生两大不幸,他都遇上了。八十高龄,他正与命运、疾病拼搏。
(韦效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