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程，男，汉族，1932年12月出生，祖籍甘肃平凉，小学文化程度。1949年8月入伍，1952年提干，1956年入党，曾任护士、卫生员、医训队学员、见习军医、卫生助理、秘书、战勤参谋、师医院门诊副主任、战勤科副科长。1978年5月转业于陕西师大，先后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劳动服务公司管委会副主任，教育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兼任产业办主任。1992年4月离休，离休后又在陕西师大职业技术培训学院从事教务工作整整五年时间。

  张鹏程出生于裱糊职业家庭，少年家境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再到乡下读私塾近两年。1945年初，他不足15岁开始寻找独立求生之路，最终落脚医界，先后在“平民诊所”、“信谊大药房”张、刘二位先生门下为徒三年余，一则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二则学到医学基本常识和医疗常规操作技能。

  他的青年时代是光彩的。1949年8月参军到1978年5月转业，在部队磨炼长达2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卫生队当护士，1949年冬奉命开赴甘南藏族自治区执行剿匪任务。他被派往三营七连任卫生员，经常处在剿匪一线。之后，上级命令剿匪任务移交十一师，三十五团就地转入山地训练，每天风雨无阻，爬山涉水，强化体能和耐力，为迎接新任务做准备。1950年秋，离开宁定县，日夜兼程，步行上千公里赶赴天水北道堡休整，然后搭乘军用专列直达河南郑州郊县待命。不久，上级命令34团随师部留郑州，36团开往徐州一带，35团挥师南下，团部驻扎杭州，卫生队驻西湖景区，七连驻昆山、松江、钱塘江一带，担负铁路大桥安全保卫任务。

  1951年初，师卫生部成立医训队，团里选调4名战士，他幸运地得到这一机会。那时，部队全部驻民宅，自己动手搭建草棚教室，用土坯垒桌凳，教师主要由抗大七分校优秀生担任。红军老战士严文魁部长、蒲国英股长也任教，亲切可敬。大家学习非常刻苦。

  1952年医训队结业后，张鹏程留在师卫生科医政股并提升为干部，任见习军医股员。1949—1955年这七年，部队实行“供给制”，1956年改为“工资制”，开始有工资供养孝敬老人。这支部队由内卫部队十二师改编为铁道公安三师，东至连云港，西至兰州，北抵天津，南到成都，师部仍居驻河南郑州，他仍在师卫生主任办公室任助理，每年平均三分之一的时间巡回在基层了解情况，或参加疫病防治调查，工作特别卖劲。

  1958年，部队又一次大变革，原三师的师直机关一分为四，陕西为一大块，更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武警总队，从此部队任务局限于陕西省内。1961年，他由卫生科助理员调任后勤部秘书。1966年，又由秘书改为战勤参谋，主要任务仍是草拟年度后勤部工作计划、总结以及专题调研报告等工作。“文革”前后，他被派往旬邑农村参加“社教”运动，在黄河厂任军宣队指导员，促成了西安首家军工企业大联合。受省军管会委托在红旗厂协调处理郑素贞案，后派往西安人民大厦任军管组组长，纠正处理了50多例冤假错案，又被派往省广播厅任军管组副组长核查错案。总之在独立执行任务中没有给部队丢脸。当完成上述任务后，原部队机关与甘肃总队机关已经对调，上级指定他回原总队医院任门诊部副主任，不久又调回师战勤科任副科长。1976年全军100万大裁军，上级决定独立师机关撤编。组织决定他转业，在首长征求他意见时，他只有一句话“服从组织分配”，从此，结束了军人生涯。

  1978年6月—1992年4月的14年里，他先后在陕西师大4个科、处、室工作。开始分配在校产科帮助工作，尔后，调任行政事务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总支组织委员。该科下属有10个独立的服务窗口，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各单位建立、健全各类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切做到有据可查、有章可循，建立各班、组长及职工岗位职责。照章办事，各司其职，各执其事，依托制度强化管理，增强纪律性。

二是加强汽车队建设。加强汽车维修力量，改善车辆维修条件，增加汽车配件材料供给，修建车库，建设地下储油库。报经处领导同意组建驾驶员培训队，这是陕西高校首次为自己培养熟练技术工人的举措，市交警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孙长生同志任训练队队长。参照部队五好驾驶员培训大纲，结合学校实际，采取了拉出去“定点”山区训练与载重长途训练相合的方法。例如东往河南焦作，北达延安、榆林，南下四川，西抵兰州等，为学校拉煤，运垃圾桶、土豆、柑桔等，安全有效地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汽车驾驶骨干力量。

  1988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百废待兴，高考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大批高中毕业生待业，乡下知青逐步返城，企业刚刚恢复正常生产，招工人数极少，那时大学教职工子女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学校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管委会，副校长赵万怀同志任管委会主任，调他任管委会副主任。他认为学校的优势在教育，教职工及其子女的目标也应该是接受中、高等教育或凭借知识技能就业。所以，他主张顺民心，随民意，抓培训，寻机会，促就业。

  第一，继续加强非学历性大专层次的自办专业支持力度，继续加强与外国语学院劳动服务公司合作办学，提高办学质量。

  第二，陕西高校劳动服务公司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利用陕西高校劳动服务公司研究会渠道与交大、西工大、冶院、教育学院、财院等联手，与省劳动人事厅劳动就业处合作，并得到劳动人事厅厅长赵宝玉的大力支持，筹办了“陕西职业大学”，且以此名义扩大招生。

  第三，加强与省内外大型企业联系，拓宽就业渠道。先后有近千名教职工子女以及农村子女分赴各地走上了教师、干部或服务工作岗位或通过文化补习考入了高等学校，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

  1990年秋学校决定调他到教育科技开发中心任主任。他到职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草拟出一个成立“陕西师范大学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的申请报告，经主管副校长江秀乐签发上报。自学考试中心成立之前，只有1—2个专业，30—50名学生。自学考试中心挂牌后，中心分工由副主任刘英平、教务处高立则负责，专业逐步拓宽，在校生不断增多，最多达到900余人，教育部曾授予自考辅导先进单位称号。

  同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大力发展校办产业，学校决定成立校产业办，由他兼任产业办主任。他草拟了一个《陕西师范大学办产业五年发展规划》，经过校务会通过后又在处以上干部会议公示，获得广泛支持。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学校明确把校园周边开发权给予产业办，奠定了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拆围墙、建网点，逐段进行开发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再开发积累了资金。二是筹集了约60万元资金参股中国高科集团，以引导校办科技产业外延合作发展。三是改革现有校办企业分配体制，对企业实行“断奶”政策，促使产业改变依赖事业供给而生存的局面。当时看来对校办产业很残酷，确有因断奶死掉了的企业，但从长远看是引领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1年，根据学校的规划，为迎接全国高等院校排球大赛在我校举行，新西门重新修建，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王国俊校长、刘谦光副校长商定，新西门建设任务交由产业办负责，要求是“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布局，精心施工”，当时，正处寒冬季节，一切准备从零开始，任务繁重，涉及面广，时间紧迫。刘谦光副校长任新西门建设总指挥。通过精选方案，张榜公示，广泛征集教职工和学生意见，召开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会议和施工现场示意会等，确定了新西门建设方案。落成后的陕西师范大学新西门漂亮大气，寓意深刻。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走不完的长廊。组织上给了他一个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机会。他在回忆中说：童年无忧，少年幸运，青年光彩，中年无愧，老年幸福。他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党培养教育，感谢那些手把手指点他做人做事的老一辈红军和抗日老战士的教诲，感谢学校那些直接领导人的教导和老一辈工人、干部对他的支持、帮助。

（朱春雨）